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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雷立柏:评1980-2004年间国内学者的基督宗教研究

5-30-2019 17:07| 发布者: snapshot| 查看: 284| 评论: 0

摘要: https://www.douban.com/note/172069227/雷立柏:评1980-2004年间国内学者的基督宗教研究前言 第一章 :基督宗教历史研究 第二章 :基督宗教哲学和神学思想研究 第三章 :圣经学研究 第四章 :基督宗教伦理学研究 第 ...
https://www.douban.com/note/172069227/ 

雷立柏:评1980-2004年间国内学者的基督宗教研究

前言

第一章 :基督宗教历史研究

第二章 :基督宗教哲学和神学思想研究

第三章 :圣经学研究

第四章 :基督宗教伦理学研究

第五章 :基督宗教工具书和词典

第六章 :几位重要的学者:唐逸、何光沪、杨慧林、卓新平、刘小枫

研究天主教神学参考书目





前言


20世纪初的华人学者早就开始进行基督宗教方面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在20-40年代达到了某种高峰并结出了某些果实:华人学者从历史、哲学、宗教学、文学、社会伦理等角度来研究和分析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贡献以及对华夏的可能贡献。[1] 这种研究和翻译工作在1950-1978年进入一种瘫痪状态。

1979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开始,从此以后,华人学者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首先,人们开始重新创立各种学院和研究所[2]、学者开始有机会进行比较认真的学习研究、摆脱空话、学习外语。社会上的人也重新开始尊重老师和学者并欣赏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好学”和“好读”的优良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其具体的表现是出版物逐渐增多、书店也多了起来。不过,在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城市里的人们得以获得新的媒介工具(彩电、收音机、手机、电脑网络),因而“书本”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咨询”有时候“来得容易,去得快”,而那些需要长期研究和学习的工作——譬如历史、哲学和宗教研究——反而不太受欢迎。特别从1989年以来,最有才华的大学生也许想学习经济学而不想研究历史或哲学。学英语的人越来越多。然而,80和90年代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仍然相当低,也许还达不到1930年代某些中国大学的水平。另一方面,汉字的“电脑化”(汉字输入技术的发展)与出版界的电脑化——大多90年代末写的汉语书就是用电脑写作和排版的——带来了一种新的、传播华夏文化的工具:人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版大量的大篇幅著作,而出版社也可以很快捷地修改作者的作品(或篡改作者的原意)。

在文学上,人们从“伤痕文学”、“痛定思痛”、“寻根文学”走向王朔的“躲避崇高”文学(即所谓的“痞子文学”)。在思想和哲学上,1989年当然是一个分水岭,而其中一个倾向是学者放弃了热烈的批判而走向平静的研究与叙述。许纪霖认为,90年代出现了一些“分化”,即“思想”与“学术”的分化,“人文精神与世俗情怀的分化”以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化。[3] 对于大多的华人来说,中国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主张”和“主义”,但他们不太清楚到底哪些想法是可取的。

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某些华人知识分子研究基督教思想并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华人学者来说,研究基督教是研究一个外来的宗教,同时也涉及到近代华夏历史和近代华夏思想史,基督教研究包括历史、哲学、伦理学、神学、圣经学、文学和美术等层面。基督教研究与儒学或道家研究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基督教大多的文献是外文写的。因此,外语水平越高,对基督教会的理解也就越深入。基督宗教的经典——《圣经》——,本来是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的,而欧洲教会史的许多资料是用拉丁文写的;因此,通常国际上学习神学的学生也必须学习一点拉丁语、希腊语甚至希伯来语。所以,对于华人学者来说,深入理解和欣赏基督教文献不失为一个困难。虽然如此,一些华人学者仍然负起了艰巨的任务并投身到基督教的研究工作中去。仅从研究的难度来看,他们应该受到学术界的尊敬。当然,外语能力的不足、国际资料的匮乏以及与国际学术界在沟通上的困难都给这些学者带来了很多不可避免的阻碍与困扰。但是,有的华人学者相当成功地进行了翻译工作,介绍基督教思想和提供一些新的精神资源。

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了解,这些“社会上的”学者不是信徒,与教会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和1920-40年代的学者不一样:谢扶雅、王治心、徐宗泽、方豪等人都与教会有关系,而他们的研究也是从信仰的角度写的。1980-2000年代的学者似乎都是“外教人”[4],而他们的早期研究必须体现无神论意识形态的观点。1950年到1980年代的某些著作似乎在每一页上都能找到马、恩、列、毛的语句和引言。这些著作的立场当然否定和批评宗教信仰,它们同时不理解或歪曲宗教和信仰的本质。这些“世俗思想家们习惯于把‘宗教’与‘迷信’相提并论”,但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学者虽然贬低“宗教”和“迷信”,但仍然肯定“信仰”与“理想”[5]。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一本关于基督教的著作离“文革”越远,它的无神论思想也就越少。因此,90年代末的研究(一般来说)远比80年代初的描述客观,也比较同情基督信仰。虽然如此,无神论和反对教会的意识形态还是在很多方面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位具有洞察力的学者这样写:“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知识界就总体而言,对于宗教始而关注讨论,继而排击反对,终而冷漠鄙夷,其间的先行事件,大抵有以下几项引注目。一、中国传统文化淡化宗教需求。二、近百年外国传教与列强侵华相联系而造成的精神创伤。三、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四、西方现代主义、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五、本世纪20年代西方传教热潮在华引起的负面效应。六、宗教的排它性。

时至今日,此种知识界在总体上漠视宗教的情况似并未改变。上述先行因素,如二、五,以大体不复存在,其他如一已由意识层面降为不自觉的民族心理,在新生代中已逐渐淡薄。而某些现代思潮,诸如世界范围的世俗化倾向、几十年来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的影响、近年来的物质主义拜金潮流、生活粗俗化、精神价值普遍受鄙夷、民间祈禳迷信猖獗、某些地区宗教派别与动乱的联系等,诸多因素似皆不利于宗教以其正常的本来面目作为人类精神价值的一种重要源泉而呈现于中国读书界的理性审视之中。在一般知识界中,对于宗教的偏见、无知、漠视、回避的态度,一如既往而有过之。而少数青年中则有无知、好奇、轻信的倾向,学院中的宗教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而不再是一种人文价值的素养。类乎先辈学者的深湛学养和笃行履践精神,与夫宗教情怀及博洽人格,似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急功好辩的petit caractere["小人物”]。凡此似乎亦是在五四批判宗教的一代学风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时代的现象”(见唐逸《荣木谭》,237-238页)。

1980年到2000年的基督信仰研究“变了”,因为研究的人也“变了”。大多研究者似乎是一些“急功好辩”的年轻人,而他们的著作有时比较肤浅,不深入理解信仰和宗教。“不深入理解”指,他们大多“从外面”来谈论基督教,他们从“边缘走到中心”,比如从历史影响谈教会,从文学理论分析《圣经》,从社会改革谈论基督教伦理,从美术研究认识神学,基于哲学思想或社会学来理解信仰。换言之,这些学者的出发点是Marx(马克思)、Shakespeare(莎士比亚)、Max Weber(韦伯),而不是Isaiah(依撒意亚)、Paul(保禄)和Augustine(奥古斯定)。

虽然如此,华人学者对华夏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独具只眼,而他们写的书具有特殊性;他们从他们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来对基督教作出一种新的、中国式的解释,在理解基督教方面提供了一些新的启迪。因此,我认为,阅读这些学者的著作是相当有意义的,也能加深对基督信仰的认识。甚至可以说,中国的信徒也应该多读这些学者的书。我在这个小小的研究中要向信徒们介绍一些值得看的书和几位在基督宗教研究具有贡献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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