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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鐘者言 — 朱耀明被告欄的陳辭

4-10-2019 10:47| 发布者: snapshot| 查看: 544| 评论: 0

摘要: 作為一個終生為上主所用,矢志與弱勢者和窮苦人同行,祈求彰顯上主公義,實踐天國在人間,傳頌愛與和平福音的牧師,垂老之年,滿頭白髮,站在法庭被告欄,以待罪之身作最後的陳辭,看似極其荒謬和諷刺,甚至被視為神 ...


香港的故事

我們這一代人,經歷戰禍,逃難來港,過著流離的艱辛生活,拼搏幾十年以為可以安定下來。

中英政府於1984年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收回主權,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證香港50年不變,但卻未能完全穩定人心。

教會為此,曾推動「香港是我家」運動,以鼓勵港人不要離去。

1984年9月,有89個團體集會於土瓜灣「高山劇場」,要求漸進「還政於民」。香港教會為穩定人心,於1984年也表達了清晰的信念書:

『1997年後維持高度自治,市民享有神所賦予的人權、自由,包括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出入境、信仰及傳教等自由。

政府必須向香港市民直接負責;不單要致力於香港的經濟發展,同樣重要的是重視市民中沉默的大多數者的利益;並要繼續保持立法、司法及行政獨立。

信念基於我們的信仰:每個人都是按照上主的形象被造的。

因此,人人應受尊重和保護,我們致力爭取民主,因為民主的理想是自由、平等和博愛。政治自由不是單一地對國家的效忠,也應承認人的尊嚴,而且人人生活在社會,都有其獨特的潛力和能力,貢獻和創建社會,而人權是上主所賦予,任何政權均不得隨意剝奪。』

不幸,1989年北京的民主運動,中共政權以「屠城」結束,目睹這場運動的結果,港人不寒而慄,對民主的訴求更為殷切。

當時,社會有要求英國給予港人護照,有要求1991年立法局必須由普選產生,八九民運之後,我主要照顧流亡的民運人士,擁抱苦難者。

1991年有地區直選議員。1995年已增加直選議席。同時,1991年港督衞奕信簽署了《香港人權法案》,香港既有的《社團條例》及《公安條例》所有抵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全予廢除。

普選有了進度和時間表,《人權法》使港人有進一步保障,我便少參與政制討論,多致力民生工作,特別是醫療、善終及退休保障等。

我心中懷抱善良的希望: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會一天天的好起來。  

民主的故事

一切善良的願望,竟然日漸渺茫,我又要重上高山,為了民主再啟航。

聖經的阿摩司先知,最關心公義與公平,他目睹失序和荒謬的社會繁榮,只限於富有的人,窮人仍然受著不公平的待遇和壓迫,他嚴厲警告世人:「你們要遭殃了。因為你們歪曲正義,剝奪了人民的權利!」(阿摩司書5:7)

香港有700多萬人,人人生而平等,政府卻剝奪人民的提名權、參選權。首屆特首由400人選出,政府和人民沒有任何關連。至今仍是由小圈子1200人選出。

政府眼中沒有人民,人民也不信任政府,對於千百般民怨,特首一聲「早晨」,就視而不見。

2003年「沙士」襲港,政府抗疫無方,結果299人死亡,1755人染病,董建華耗盡香港人的同情憐憫心,市民努力互濟之時,他卻硬推23條立法,導致50萬人上街抗議,最後「腳痛」下台。

立法會保有功能組別,剝奪了議員的私人提案權,政府的議案只要掌握功能組別和保皇黨的票數,很容易就可以通過,這種走向專權的制度,人民的生活較回歸前更困苦,更無助,更傷心。

我們再不能沉默了,為平等的人權,民主必須多走一步。

本着爭取民主的初衷,2002年,我們組成「香港民主發展網絡」(Hong Kong Development Network)(以下簡稱民網),成員包括有律師、學生、學者,並由陳健民教授領導30多名教授,研究符合基本法要求的政制方案。

2004年4月「民網」完成了方案,準備呈交政府和公開宣佈,讓社會討論民主政制。

不幸,中央政府卻於4月6日釋法,否定了2007和2008的普選。所有參與研究的學者非常憤怒,並於5月的記者會齊穿黑衣,宣告「香港民主已死」。

自此之後,我專心公民教育,發展教會的服務事工。

最後一里的故事

2008年,我做大腸鋇劑造影檢查(Barium Enema),穿腸鋇入腹腔,即時要接受緊急外科手術,醫生表示我只有五成生存機會。

徘徊於生死邊緣,幾乎陷於生離死別的時候,我囑咐兒子說:「孩子!要好好照顧媽媽呀!」

感謝上主的恩典和醫生的悉心治療,救回我的生命。

病後,我心裡只有三個心願,做好教會退休後的交接工作;陪伴妻子和家人,特別兩位孫兒,我很喜歡和他們遊玩、嬉水;寫一本關於民運的歷史書,只此而已,我便滿足了。

2010年我退休了,許多關心我身體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均勸我:牧師,你對教會和社會已盡心盡力了,夠了,好好休息和陪伴家人吧!

2013年1月,當戴耀廷教授發表一篇名為「公民抗命:香港民主運動的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時,我不以為意。

當戴教授於2013年2月提及邀請陳健民教授和我參與「公民抗命」時,我感到驚訝愕然。

我人老了,身體又多病痛,怎可能參與呢?唯有致電我的好朋友陳健民教授,徵其意見,他竟然說:「牧師,我現在於巴黎,你先答應,待我回來,再詳談商議。」

身處管治失效,道德淪落,沒有威信,強調鬥爭,不顧人民死活的政府,似乎無意實踐承諾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故遲遲不提出諮詢。戴耀廷教授和陳健民教授不惜為公義、公平犧牲,爭取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我雖然已70高齡,但禁不了良知的呼喚,我絕不會讓我的弟兄孤身上路。

還記得少年時,基督教我認識真理,離開孤單的人生;還記得教會內,基督訓示我擁抱窮人,讓他們不再孤單;今天,民主號角再次響起,我怎能讓有心人孤單呢?

我的眼睛明亮起來,憑著良知多走一步,與民眾多走一里路。

聖經告訴我:「…愛是出於清潔的心、無愧的良心和無偽的信心。」(提摩太前書1:5)

我本著清心、簡念、分別為聖──無利益衝突、無權利慾望、無隱藏議程、決心為香港盡最後一分力,與港人再多走一步。

2013年3月27日,我們選擇在教堂十字架前表達我們願意犧牲和受苦的精神,

宣讀「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信念。

當日我的禱告是:

『我們以敬虔、謙卑和祈禱的心,我們沒有怨恨;反之,我們心懷愛意,不打倒任何人,亦無意對抗和反對任何政權;反之,我們堅守法律,我們以身違法,為的是要突顯目前政制不公義的地方。若果我們因此行動失去個人自由而能為今日社會和下一代帶來更大的自由,那麼,我們可能失去的自由,就微不足道,這也心甘情願的!

我們選擇和平非暴力的運動,雖然我們面對的不公義力量是那麼巨大、掌權的人那麼難以對付,我們絕不害怕和逃跑。我們可以重新肯定自己人性的尊嚴,採用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揭示不公平法律的不公義,迫使邪惡不能再躲藏在合法性的框架內。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原是透過公民商討、公民授權、對話談判去爭取普選,在迫不得已時才採取公民抗命。

中央政府卻於2014年6月出版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宣佈「中央全面管治」,那麼,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中央官員竟然回應說:回歸以後,中英聯合聲明已失效。

從來沒有想過,中英聯合聲明如白紙一張。

中央政府原於2012年承諾2017年香港普選行政長官,唯人大常委2014年8月31日的決定,全面落閘,封閉普選和對話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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