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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

10-16-2018 20:36| 发布者: snapshot| 查看: 162| 评论: 0

摘要: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https://wechat.kanfb.com/life/5302陶東風,愛思想網專欄學者,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原標題: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法西斯的魅惑— ...


四、走向多元普遍主義

文化隔離主義並不是文化相對論的必然歸宿,它也可能走向文化間的多元對話。在此,赫爾德的立場非常有典型意義,不妨對此略作考察。

赫爾德的文化多元主義在擅長德國反啟蒙思想家研究的以賽亞·伯林那裡得到了廣泛和深入的剖析。伯林指出,文化特殊論與文化多元論在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國得到廣泛流行,其代表人物包括維科、赫爾德和一些浪漫主義思想家。赫爾德在這個潮流中的位置是非常特殊的,因為他的思想充滿了張力。一方面,赫爾德是「民族主義、歷史主義和民族精神這些相互關聯的思想之父,是對古典主義、理性主義以及對科學方法萬能的信仰進行浪漫反抗的領袖之一」,「他是法國啟蒙哲學家及其德國門徒的對手當中最令人生畏的人」。 赫爾德拒絕認同啟蒙思想家關於現實是通過普遍、永恒、客觀、不變的理性規律得到安排的觀點,堅信「每個活動、條件、歷史時期或文明都擁有一種它自己獨特的個性;企圖把這些現象歸結為一些相同的因素的結合,或者根據普遍的法則來敘述或分析它們,恰恰容易抹殺構成研究對象(不管是自然中還是歷史中)的特殊品質的那些至關重要的差異」。 赫爾德讚美民族文化的獨特性,甚至認為它們相互之間是不可通約的。他堅持認為:理解和評判民族文化的標準是各不相同的,不能以某一民族、某個時代的標準批判其他民族、時代的文化。他也反對啟蒙主義那種文化直線進步的觀點。 但伯林同時指出,赫爾德的文化相對主義更準確說是文化多元論,他是「十八世紀最重要的堅持多樣性的人。」 他的文化特殊性訴求並沒有導致他徹底背棄普遍主義和世界主義, 更沒有走向民族沙文主義,相反包含了不同文化應該相互尊重、多元並存的思想。普遍主義和民族主義在赫爾德那裡一直是相互制約的,沒有走向各自的極端。正如伯林指出,赫爾德「在其漫長而卷帙浩繁的知識活動中也從來沒有放棄和修正他開始時的普遍主義的特殊印記。」 就此而言,赫爾德既是啟蒙思想的質疑者(很多人注意到了這點),也是啟蒙思想的繼承者(這點常常被忽略)。

在赫爾德那裡–也可以理解為在伯林那裡–多元主義和普遍主義形成了良性的相互制衡和補充:多元主義因為有普遍主義的制衡和補充而免於走向極端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價值和非價值不可區分、無法判斷)以及隔離主義(每一種文化為了保持自己的本真性應該與其他文化隔絕),而普遍主義則由於多元主義的制衡和補充而免於走向一元論普遍主義(世界上絕對和普遍的價值只有一種)。多元普遍主義的命題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在邏輯上看,普遍的對立面是特殊,絕對的對立面是相對,一元的對立面才是多元。因此,多元與普遍並不構成對立,它的意思最概括地說就是:世界上存在多個普遍有效的價值,或世界上存在普遍有效的多個價值。更由於多元普遍主義對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或啟蒙主義和反啟蒙主義–同時採取了雙向揚棄和雙向繼承的辯證立場,因此它也就同時克服了兩者的各自局限而又保留了它們各自的優勢。一方面,多元普遍主義主張世界上的價值(好)有多種(比如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等)而非一種,而且這些價值之間不能用統一標準分出等級(比如認為自由一定而且任何情況下都優先於公正),它們有時候還處於不能和諧共處的衝突狀態。就此而言,它不同於啟蒙主義(至少是其中持一元論立場的那一派);但另一方面,多元主義所主張的是價值和價值、好和好之間、而非價值和非價值、好和壞之間的相對性,所謂價值和價值之間不能分出僵化等級決不意味著價值和非價值之間無法做出區分,或善惡完全是主觀隨意、沒有客觀依據的。 在這個意義上,多元主義所捍衛的諸多(而非一種)價值仍然具有(相對於非價值的)普遍性乃至絕對性。換言之,多元普遍主義只是否定一元普遍主義,但並不否定普遍性本身。

把多元的普遍主義(或普遍的多元主義)原則運用到民族問題,就有了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首先,伯林認為,對赫爾德而言,民族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民族「不是一個政治實體」。 民族感情「不是政治的,從來也沒有成為政治的。」 相應地,民族主義(文化概念)也不同於愛國主義(政治概念),「愛國主義是一回事,民族主義是另一回事。」民族主義表現為一個人對家庭、語言、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傳統的依戀,「民族性是一個純粹和嚴格意義上的文化屬性」,是「不應該受譴責的」;但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是可憎的,而戰爭簡直就是犯罪」,「鼓吹國家是最愚蠢的自負形式。」 他信仰基督教人文主義,認為「基督教是一種普世宗教,它包容所有人和所有民族;在對永恒和普遍之物的崇拜中,它超越了所有局限於當地和當時的忠誠。」 赫爾德說的民族自決是「文化的自我決定,他憎恨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如果說赫爾德也是民族主義者,那麼這是一種非擴張的文化民族主義,其核心是希望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能夠自主、和平地發展。  「他希望創造一個這樣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不管是誰都能夠過一種充實的生活,做到自由的自我表達,成為有意義的人。」 用伯林的學生塔米爾的話說,這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

赫爾德也反對民族文化同一性、單質性的假設,他認為民族不過是「長滿了野草和良苗的野生花園。」 伯林由此斷言:赫爾德沒有完全背棄啟蒙,相反,「赫爾德的態度很明顯是那個時代標準的啟蒙態度」,「他信仰親緣關係、社會團結、民俗和民族性,但是他畢生都憎惡和抨擊各種形式的集權、高壓政治和侵略」。 在赫爾德看來,多樣性並不一定導致衝突,一個沉浸於自身天賦發展的群體,完全可以同時欣賞和尊重其他群體的相似權利。 「他並不信仰民族主義、集體主義、條頓狂主張,或浪漫的國家崇拜,而是相信與上述理念完全不相容的東西。」 他尊重文化的差異和自性,但卻從來不承認文化的等級。「文化是可以比較的,但是它不能度量,每一個文化即是它本身,在其自身社會(從而對作為總體的人類)來說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在評價赫爾德以及其他反啟蒙的德國歷史學家時,伯林充分注意到了文化特殊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的兩面性。伯林的態度一直是雙重的:既堅持多樣性的價值,但是又警惕其走向排他性。我認為,伯林和赫爾德一樣,同時是啟蒙的繼承者和反思者,這兩種角色不是不可兼得的。反思啟蒙不需要走向徹底的反啟蒙。他注意到,這種反啟蒙思潮「往往會以非常反動的面目出現,甚至為壓迫剝削、獨裁統治以及各式各樣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唱辯護詞」 ,亦即打著文化特殊性的幌子為本民族內部的獨裁專制辯護。特別是在談到民族文化相對主義的時候,伯林指出:就民族問題而言,對於普遍有效性的價值概念的排斥,「有時就促進了民族主義和侵略性的沙文主義的發展,導致對於強硬頑固的個人或集體自決判斷的歌頌。在極端的情況下,它會演變為罪惡的、狂暴的病態形式,以拋棄理性和一切現實感而告終,並且經常會導致難以置信的道德和政治後果。」 在寫這段話的時候,我想伯林一定是想到了納粹發動的瘋狂戰爭和對猶太人的瘋狂屠殺。這裡涉及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普遍與特殊、規範與差異之間的平衡和制衡:離開了普遍規範而無原則地為差異辯護,必然會墮落為瘋狂的民族主義、侵略性的沙文主義。

*伽達默爾

伽達默爾的例子就說明了這一點。由於偏離了普遍的價值規範(比如人權),伽達默爾對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強調不但導致其與納粹的一系列不光彩勾結,甚至走向直接為史達林時期的蘇聯辯護:「伽達默爾對‘人權’的歷史性排斥,認為人權與啟蒙運動追求的第一原理是難兄難弟,最終導致他短視地對以相對主義論調的‘差異的權利’來為‘蘇聯方式’背書:‘西方世界的人必須包容蘇聯。一味堅持人權至上,堅持對方必須接受議會民主以便全面工業化,這種做法只是揭露了我們自己的成見,並沒有反映他們的歷史。」 如果說普遍人權的立場只是「我們的偏見」,那麼,「他們的歷史」即使充滿了極權暴政下的罪惡,也是值得尊重的了。

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們就可以理解伽達默爾為什麼會別有用心地對赫爾德的多元主義進行片面化的闡釋。二戰時期,德國人文學術出現了強烈民族主義化乃至納粹化趨勢,叫囂通過暴力捍衛德國文化的所謂「純淨」和「優越」。在這種情況下,強調德國文化特殊性的赫爾德成為親納粹的學者們借題發揮的對象。德國文學界奉赫爾德為「大德意志的先聲」,「德國民族精神領袖」。甚至把他和希特勒媲美。伽達默爾的《赫爾德思想中的民族與歷史》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的。文章故意對赫爾德做了選擇性的片面闡釋:只選擇了赫爾德早期的民族主義,而無視其晚期的世界主義。沃林指出:盡管早期赫爾德強烈批判過啟蒙主義、倡導文化相對主義,主張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質,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它們彼此之間沒有絕對的優劣,經常也不可兼容(這個觀察顯然來自伯林)。但他的文化相對主義從來沒有完全偏離啟蒙理性,尤其是其晚年的《人類歷史哲學的概念》明確走向了世界主義。總體來看,赫爾德是一位文化多元論者而不是文化沙文主義者。但伽達默爾的《赫爾德思想中的民族和歷史》卻仍然「拿赫爾德的民族觀念來為納粹思想背書」。文章大談赫爾德由於對啟蒙思想的徹底決裂和批判而獲得了關於「民族生命」的「偉大發現」。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是在德國占領法國的第二年(1941年)伽達默爾在納粹設在巴黎的「德國研究中心」發表的演講,當時納粹經常利用這種機構和演講進行法西斯主義宣傳。因此,伽達默爾講演的寓意即「德國在戰場上的成功正代表其文化的優越性。」

餘論
無論是在當時還是今天,納粹或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都是世界性現代化過程中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無法適應加速現代化或後工業化的變遷往往成為他們背棄自由而擁抱極權的主要動因。這個過程中的底層和輸家成為左右兩翼極權主義的最重要支持者。所以問題的根源還在現代化與全球化本身。當代世界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思潮,首先不是什麼文化偏見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經濟問題。

沃林在本書中一方面梳理了西方20世紀的反啟蒙思想及其與極權主義的密切關聯,令人警醒;另一方面,他又不時流露出樂觀的期待。比如他認為,今日西方思想家已經回歸理性主義,後現代、後結構的激進思潮也已「走入歷史」,「一些原本被它視為明日黃花的理念,諸如民主、真理和人權,反而再度受到重視」。他還提到,西方知識界經歷了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轉型,了解了東歐曾經經歷的極權主義經驗,紛紛醒悟,這「顯示人權理念已經成為進步政治的必要條件」。他們通過哈維爾、米契尼克等東歐思想家「重新了解了公民人文主義。」

但是,今天世界各地頻發的恐怖主義活動,英國的脫歐,美國特朗普的當選,法國人民陣線領袖勒龐的崛起,均表明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正在甚囂塵上,使我不免懷疑沃林的樂觀是不是來得早了一點。在我看來,啟蒙時代開創的普世價值能否最終戰勝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我們還要拭目以待。

(因篇幅限制,略去了全部註釋。原文發表於《國外理論動態》2017年第4期。查看完整版請點擊「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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