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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

10-16-2018 20:36| 发布者: snapshot| 查看: 216| 评论: 0

摘要: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https://wechat.kanfb.com/life/5302陶東風,愛思想網專欄學者,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原標題: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法西斯的魅惑— ...


三、 文化相對主義的兩種可能發展

由於拒斥啟蒙主義的普遍價值,哈曼、邁斯特等傳統極右派和後現代學院左派均反對普遍人權與普遍公民身份觀念,崇尚以民族特殊主義、相對主義為基礎、與公民普遍政治相對的所謂「差異政治」。

從歷史上看,文化相對主義(或文化特殊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是、也曾經是弱小民族抵抗大國霸權(如奧匈帝國,大俄羅斯等)的武器,它堅守民族文化多元性和差異性,抵抗打著「普遍性」旗號的民族擴張主義和沙文主義,其本質是反霸權反擴張而非鼓吹民族隔離和種族仇恨,它堅持文化的差異性但又不拒斥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和交流,也不否認不同文化之間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達成了良性互補:不同群體在共同承認各自及對方文化普遍權利(含維護文化差異性的權利)的情況下自主追求各自的身份認同和文化歸屬。這種溫和的相對主義可以更準確地被稱為多元主義。以賽亞.伯林以及得到伯林高度讚賞的十八世紀德國思想家赫爾德,就屬於這個意義上的相對主義(多元主義)者。 但是,文化特殊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也可能走向另一個方向,亦即走向文化/價值虛無主義(不同文化之間根本不能進行價值判斷),走向絕對主義、排外與民族孤立主義,或者墮落為替本國極權統治辯護的借口。 它強調民族身份的生理決定性(類似宿命論)和絕對同一性,否定民族之間的平等對話、多元並存,也否定本民族內部成員的個體差異及其自由選擇個人身份認同的權利。換言之,它有兩個嚴重的政治後果,一是把群體之間的差異強調到極端,完全否定共同人性和共同價值的存在,否定交往溝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二是徹底否定群體內部的個體差異與個體自由:你宿命地生來就是某個民族的成員,只能歸屬和信奉該民族的文化價值,否則就是賣國賊。這種所謂文化價值的自主選擇權只到達群體–就本文的論題所及而言就是民族–的層面,群體內部的個人是沒有這種權利的。這是典型的集權主義的民族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

從文化相對主義發展到文化絕對主義、隔離主義的論證邏輯是:各種民族文化只有絕對的差異,而沒有對話融合的必要和可能,因此應該讓它們相互隔絕以保持其本真性,防止、必要時通過強力禁止其交流融合。這就是以文化相對主義為基礎的種族主義–後現代知識分子經常持這樣的立場–的吊詭:好像激進(左傾)的差異政治最後卻走向極度保守(極右)的種族隔離主義。

結構主義大師列維-斯特勞斯就是從文化相對主義走向文化隔離主義的例子。他無限誇大文化差異的絕對性,極力反對文化之間的對話和融合,認為「人權完全是西方人文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因此在倫理學上無法自圓其說」,他認定「唯有阻絕文化溝通管道,才能夠保存固有文化的多元性和歧異性」。 斯特勞斯甚至認為,種族通婚是導致歐洲衰微的根本原因(這個觀點在希特勒《我的奮鬥》中得到反復強調)。

沃林指出,把文化差異絕對化,就無法建立共識和政治共同體,「文化差異固然必須得到尊重,但是不能盲目崇拜。無條件地頌揚‘差異’,很可能會導致一種新的本質論,將族群認同的問題提升到第一原理的層級。」 某些把文化特殊性絕對化的身份政治訴求,正在走向種族對抗和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它在對待異己時根本無視平等、無私、寬容、公平的基本原則,其對文化差異的強調反而讓反民主勢力坐收漁翁之利。沃林針鋒相對地指出:「從歷史發展來看,民主和法治無疑是文化多樣性和政治多元化的頭號捍衛者。」

從民族文化的特殊主義、相對主義走向隔離主義、孤立主義的當代實踐,則是上世紀80年代在法國政壇呼風喚雨的勒龐及其主管的「人民陣線」(又稱「法國新右派」)。沃林觀察到:「20世紀80年代,關於差異的論辯出現險惡的轉折,歐洲新右派在法國的讓-瑪麗·勒龐的領軍之下,標舉‘差異的權利’來為其種族分離主義張目辯護。」 按照它的邏輯,既然民族文化各不相同,因此最好就是讓它們永遠不接觸,更不能融合。

當然,新右派一方面固然不能忘情於正統的法西斯種族主義,另一方面也「與時俱進」地採取了新的論述策略,以便「與過時的歷史法西斯主義劃清界限,以較能受到接納的姿態傳揚種族主義理念。」 這個策略的重要方面,就是從種族話語轉向文化話語,從強調種族生理差異的生物學種族主義(biological racism),轉向強調文化差異的文化種族主義(cultural racism)。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法國極端民族主義者勒龐假惺惺地高舉民族文化神聖性和完整性的大旗,鼓吹應該尊重民族文化和身份的差異,說什麼「民族不能概分為優越或卑劣,他們是不同的,我們必須將這些體質或文化上的差異銘記在心。」好像他是一個開明的自由多元主義者;但緊接著就露出了種族隔離主義的尾巴:「我喜歡北非人,但是他們的家園在北非。」(《法西斯的魅惑》第322頁)

按照勒龐的邏輯,只有採取種族隔離政策才能保證真正的文化差異性,而世界主義反倒是扼殺了這種多元性(因為它要求移民接受文化同化),他甚至認為「世界主義」才是真正的種族主義。這個問題值得深入分析。竊以為這裡最關鍵的一點是:差異既不能通過強制方式被剝奪,也不能通過強制方式被「保護」,在保持還是放棄民族文化差異、文化特性這個問題上,選擇的權利應該交給該民族本身,而該民族則應該把選擇權交給每一個個體。也就是說,在個人層面,每個人的民族文化身份必須是可以選擇的而不是命定的:同化於其他民族文化還是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留在自己的國家還是移民美國,這一切最終應該由個體來決定。尊重差異的真正含義應該是尊重人的選擇權利,讓差異在自由平等的制度框架下交由個體自行選擇。也就是說,如果這種「差異」被個體自願拋棄,如果一個人選擇拋棄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那麼,我們也應該尊重他的選擇,而不是通過人為乃至強制的方式維持所謂「差異」。 而在群體層面上,一個群體的文化認同應該通過民主方式決定,現在通常的做法是全民公決。這個方法當然不是完美無缺的,但是目前看來沒有更好的辦法。

不加批判的文化相對主義還會發展為不加批判的「第三世界主義」–因為「第三世界革命」具有反西方、反自由主義的性質,體現了第三世界社會和文化的特殊性,因此應該無條件加以支持(即使支持的是極權暴政政府)。沃林觀察到,具有諷刺的是,文化相對主義如火如荼的五六十年代,同時也是第三世界和非洲的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遺憾的是:這些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國家幾乎全部都是獨裁國家,而「維護差異」則是它們的護身符。「到了這個地步,‘差異’作為一種倫理范式顯然已經非常虛弱。」(本書第323頁)離開普世價值的特殊主義所必然招致的可怕政治後果,警示我們必須嚴肅對待文化相對主義的限度這個問題。為了防止差異哲學在政治實踐中走火入魔,必須在人權等普遍價值的框架之下捍衛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和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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