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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

10-16-2018 20:36| 发布者: snapshot| 查看: 161| 评论: 0

摘要: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https://wechat.kanfb.com/life/5302陶東風,愛思想網專欄學者,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原標題: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法西斯的魅惑— ...


二、超越左與右

一般認為,極權主義可分左右兩翼,其代表分別是史達林的社會主義和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它們是20世紀最大的政治災難。反思極權主義的學者既有自由主義者或持有自由主義立場的學者,他們反思的對象主要是蘇聯模式的左翼極權主義;也有霍克海默、阿多諾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反思的對象主要是納粹的右翼極權主義。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很難歸入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他們反思的對象既包括法西斯主義也包括史達林主義。不同陣營的學者在探究極權主義的源起時,找到的原因常常不甚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其中最戲劇性的是:現代性,尤其是現代啟蒙主義,在有些學者那裡被視作造成極權主義的元兇(比如霍克海默、鮑曼),而在另一些學者–比如沃林–那裡,極權主義的產生恰恰是因為背叛了啟蒙主義,因而,反啟蒙思潮和極權主義的關係也就成為很多學者集中討論的主題。

沃林的《法西斯的魅惑》的基本結構是:除了「導論」和「結論」採取總論形式外,第一部分「重探德國意識形態」聚焦於德國知識界三位右翼思想家,即尼采、榮格、伽達默爾,同時廣泛聯繫到斯賓格勒、海德格爾、施密特等其他當代德國右翼思想家,以及18、19世紀的德國反啟蒙思想家,如維科、赫爾德、邁斯特、費希特等。這些人的共同特點就是反啟蒙,其中不少有非常明顯的親納粹言行。第二部分「法國的教訓」轉向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巴塔耶、布朗肖和德裡達,連帶也涉及到福柯等,他們的共同特點同樣是反啟蒙,其中有些同樣有明顯的親極權主義傾向。除了這兩部分之外,本書結構上的一個特點是安排了兩個「政治附錄」:第一部分之後的「德國新右派」和第二部分之後的「法國新右派」。所談均為法西斯主義在當代德國和法國政壇的最新案例,表明「反啟蒙思想並非明日黃花」,它在當代歐洲還大有市場。

該書反復出現的「右翼/派」「左翼/派」「新右翼/派」「新左翼/派」有時不免令人眼花繚亂,但有一個重要主題始終貫穿其中,即極權主義不分左右。作者通過大量事實證明:第三帝國時期「爭先恐後地跳上法西斯戰車」的知識分子精英,既有德國右翼(俗稱「保守主義者」),也有法國後現代左翼(俗稱「激進主義者」)。前者(如尼采、海德格爾)因其與納粹的明顯關係(尼采哲學被納粹奉為禦用哲學,海德格爾則一度成為納粹哲學的代言人並加入納粹組織)在德國曾經名聲狼藉。但有意思的是:二戰後這些右翼思想家卻搖身一變而為法國知識界後現代左派(福柯、德裡達、德勒茲等)的偶像。用沃林自己的話說:「當代的怪相之一,就是對啟蒙運動的傳統發動攻擊的人士,除了向來質疑它的政壇右派之外,還有一批摩拳擦掌的學院左派」,「反啟蒙思想的論述原本是政壇右派獨享的專利,如今卻在文化左派的代言人手中重獲新生」。 這是一個吊詭,因為對於理性和民主的懷疑和譏諷,原本是「反動思想」(保守派或右翼)的註冊商標,「如今卻已然成為後現代左派的一貫立場。」

這樣,清理反啟蒙思潮–包括傳統右派和後現代左派–與極權主義的關係,而不是糾纏於左、右之別,成為本書的重要特色。習慣了左右二元對立思維的讀者會對此大感迷惑:在宏觀社會理想與具體政治立場上差異巨大的左翼和右翼,怎麼會都成為極權主義的擁護者?其實對於這個問題,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阿隆在他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中曾經有過分析。此書通過大量事實令人信服地表明:在歐洲、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後的語境中,「左」「右」概念常常含混不清 ,法西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雖然是極權主義的兩種類型,但本質上它們是相通的。比如,法西斯主義「混同政黨和國家,控制獨立的組織,把有偏見的學說轉·變成一種全民族的正統學說,訴諸暴力並賦予警察無限的權力」。 而這些難道不也是史達林模式的極權主義的特徵嗎?有人會反駁說:法西斯主義源自反革命的浪漫主義 ,而史達林主義則來自革命的理性主義。或者說,前者強調特殊性,而後者標舉普遍性。對此,阿隆這樣回應:「號稱左翼的極權主義在革命發生三十五年之後,卻頌揚大俄羅斯民族,譴責世界主義,維持治安和正統觀念方面的嚴格規定。換言之,它繼續否認各種自由的和個人的價值觀念,而這些價值觀念是啟蒙運動在反對權力的專斷和教會蒙昧主義的過程中力圖倡導的。」 正因為這樣,阿隆說「法西斯偽右派」(希特勒政權)和「蘇聯偽左派」(史達林政權)「在極權主義中相匯合」。

與阿隆相比,沃林通過很多新的實例和材料,進一步深化了「左」「右」兩翼在極權主義這個交叉點上混合難分的主題,從而極大地強化了該主題的當下性。比如,德國「新右派」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世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情勢下出現的,它的策略也隨這一情勢進行了調整:1、一方面,以「民主右派」自居,以區別於「納粹右派」或傳統右派,扮演溫和角色,適度左轉。另一方面,在吸收一些左派思想家(比如葛蘭西)的觀點時又通過自己的方式對其作右傾化闡釋,以撇清自己和傳統社會主義的關係,可謂左右逢源。 2、把對抗「西方價值」和啟蒙,與對抗「左」派極權主義,即史達林主義等同起來,甚至把1968年革命等同於納粹。3、選擇性地解釋歷史,包括選擇性解讀納粹主義,把德國在二戰中的遭遇書寫為受害者的歷史和德國分裂的開始,淡化或回避德國給其他民族造成的災難。 新右派主管人聲稱:「當務之急是將第三帝國的罪行相對化和盡可能淡化。」

在右派好像向「左」轉的同時,「左」派則好像向「右」轉,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竟然和右派一樣,也是1989年後社會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已經名聲狼藉。另一個原因是德國的傳統就是崇尚民族和國家,否定這個傳統,左派在德國很難立足。兩個原因加在一起,出現了如此現象:「從1989年開始,‘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極權本質原形畢露,左派知識分子從此失去了可資追求的烏托邦,對許多人而言,‘國家’的概念似乎成為達到相似目的的最佳選擇。」 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結合的產物就是所謂「民族布爾什維克」

左派和右派於是乎同仇敵愾,共同質疑現代性,共同反對普遍理性、科技和市場主導的現代社會,共同向往計劃體制、獨裁政體、民族主義三結合的社會模式。它們也都憎恨中產階級社會及其文化(視其為庸俗市儈),推崇德國浪漫主義美學和文學,仇恨美國大眾文化(因此這種憎恨是階級仇與民族恨的混合,美英等國被視作中產階級的代表)。親納粹的結構主義大師斯特勞斯的《澎湃的山羊之歌》把「電視公眾文化體制」視作「暴力但不流血的最高主宰形式,也是歷史上最無所不包的極權主義」(本書第169頁)。呼喚神秘經驗,倡導「美學的存在體證」,高度讚美尼采的「生命是一件自我創造的藝術品」,倡導「審美國度」(aesthetic state),通過暴力的美學儀式達到「共同體的凝聚」。他們認為自德國浪漫主義以來的傳統精神優勢「正在淹沒在群眾社會的膚淺現象之中:消費主義、廣告、好萊塢,以及廣泛的文化產業。一言以蔽之,‘美國主義’。」

不過,盡管後現代激進左派存在沃林所說的「右傾化」現象,但把它與極權主義聯繫起來,很多人可能還是會覺得奇怪:不同於具有明顯親蘇傾向的傳統左派,後現代左派普遍放棄了對史達林模式社會主義的幻想。同時,在主張社會文化的多元化、差異性乃至碎片化,崇尚反本質主義,反對絕對真理方面,後現代左翼與極權主義的一元論真理觀似乎難以調和,而極權主義的國家強力崇拜和後現代主義的哲學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似乎也相去甚遠。那麼,它是怎麼和極權主義糾纏在一起的?這個轉換是如何完成的?

顯然,沃林並不認為後現代主義和極權主義可以簡單劃等號,也不認為所有後現代主義者都會成為極權主義者。他明確說:「後現代主義者在政治上各有主張,然而很難一概說他們是‘法西斯主義者’。」  「盡管本書的主旨是要探討知識分子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糾葛,其中有幾位是後現代主義的大師,但是我無意於將他們連坐入罪。」 但是,兩者之間的親緣性也是明顯的,因為它們分享諸多共同的觀念與信仰:無論是希特勒還是邁斯特、哈曼等極端保守派,抑或20世紀上半葉的超現實主義者(其中很多同時也是法西斯分子),直至20世紀後期的後現代主義者,都不滿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厭惡現代性的平淡無奇、單調貧乏,認為理性不是解放了人而是變成了對人的另一種壓制形式。這些人都崇尚非理性的奇跡、強烈的情感刺激,必要時對暴力青睞有加。

但後現代主義與極權主義直接聯繫的證據可能不多。其實它的主要危害在其極端反本質主義(主張不確定性、自發性、極端差異性,反對確定性、一元論、絕對真理)最終走向了對真理的敵視、對理性的攻擊,走向了真理和價值的極端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從尼采的視角主義、權力意志,到福柯的知識即權力),導致其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為,甚至轉化為政治犬儒主義並墮落為極權主義的幫兇。 這種政治犬儒主義即使不會赤裸裸地鼓吹極權主義,也很難指望其能有效抵制極權主義。後現代主義者批判「理性的暴政」,張揚差異與歧義,他們排斥「共識」,將之等同於「恐怖暴力」,認為所謂非強制性的理性協商不過是一個虛幻的概念。如此等等。但問題在於:如果確實一切知識、真理不過是權力的運作,根本沒有普遍的有效性基礎,那就必然導致知識論虛無主義,並進而走向價值虛無主義和政治犬儒主義,導致行動的癱瘓:我們有何憑據在不同的觀點之間選擇並以之作為行動依據?「如果福柯所言為真,‘權力’無所不在,那麼質疑它也變得毫無意義。後現代主義者並沒有實際挑戰宰制的力量,他們寧可戀棧相對而言較安全的‘元政治’領域–那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理論’天地,主要的風險僅止於‘觀念’,而實際政治則化為虛無縹緲之物。」 這的確擊中了後現代主義的要害。

更有進者,後現代主義崇尚差異性、特殊性以及建基其上的認同政治(或「身份政治」),但離開了人權、平等、正義等啟蒙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制度的框范和制約,上述知識論的訴求很容易轉化為政治上的「本真的」種族特性崇拜,拒絕民族、人種和文化的混合,最後與右翼極權主義殊途同歸,走向種族隔離主義和文化分離主義。 這一點已經被20世紀大量發生在阿拉伯、南美和非洲國家的事實所證明。比如在盧安達這樣的憲政民主尚未建立的地方,認同政治就引發了種族屠殺之類「難以形容的悲劇」。這進一步證明了「認同政治」作為一個反普世價值的後現代概念,其在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的政治危險性是不同的:認同政治著眼於人的非自主選擇的特殊身份歸屬(如種族或性別),而不是普遍公民身份,因此類似於一種出身論。但只有在一個由憲法法制保證的政治空間和以普遍人權觀念有效調節族姓身份觀念的思想空間中,認同政治才能得以和平、合理展開,因為前者為後者「創造出了一個政治空間,一道免於政府干涉的‘魔牆’,可以說,人們在此可以各種方式安全無虞地探討文化認同各項要素,而不至於鄙夷踐踏其他與之競逐的認同要素。」 因此,「要確保相互包容與共存共榮的價值,程序民主的正式保障是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最後,後現代左派也因其對啟蒙的反叛以及文化主義取向的身份政治而不同於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或傳統左派。沃林指出:揆諸歷史,真正的左派「一直是堅定的理性主義者與普世主義者,致力於捍衛民主、平等與人權」(《法西斯的魅惑》第12頁)。因此,否定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後現代左派,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左派。同時,後學左派所持的文化主義立場也迥異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立場:「由於他們(後現代主義者)堅持‘文化主義’導向,因此根本無從覺察左派向來關切的社會正義問題。既然後現代主義者都自命為‘後馬克思主義者’,政治經濟在他們著作中就淪為可有可無的角色。然而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市場儼然成為決定一切的力量,因此對於任何一種關涉政治的理論而言,這樣的疏忽都將形成致命傷。」

由於非理性和反啟蒙不但是極右派政治(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根源,也是後現代主義左翼或學院左翼的堅定信條,這就難怪被納粹尊為「國家哲學家」的尼采及無恥投靠納粹的海德格爾,可以成為後現代主義的思想教父。「在學術領域,後現代主義向來受到尼采、海德格爾、莫裡斯·布朗肖、保羅·德曼等人學說的滋養,這些人都預示或實際淪為所謂的‘法西斯主義狂熱’知識分子。」20世紀30年代的反民主風潮正在「死灰復燃」,只不過這一回它是「托身在學院左派的羽翼之下」。

*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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