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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

10-16-2018 20:36| 发布者: snapshot| 查看: 96| 评论: 0

摘要: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https://wechat.kanfb.com/life/5302陶東風,愛思想網專欄學者,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原標題: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法西斯的魅惑— ...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


  • 陶東風,愛思想網專欄學者,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 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原標題: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法西斯的魅惑——從尼采到後現代知識分子》導讀

全文共13698字,閱讀大約需要23分鐘

  • 清理反啟蒙思潮——包括傳統右派和後現代左派——與極權主義的關係,而不是糾纏於左、右之別.

  • 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達成了良性互補:不同群體在共同承認各自及對方文化普遍權利(含維護文化差異性的權利)的情況下自主追求各自的身份認同和文化歸屬。這種溫和的相對主義可以更準確地被稱為多元主義。

  • 多元普遍主義只是否定一元普遍主義,但並不否定普遍性本身。

  • 今天世界各地頻發的恐怖主義活動,英國的脫歐,美國特朗普的當選,法國人民陣線領袖勒龐的崛起,均表明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正在甚囂塵上,使我不免懷疑沃林的樂觀是不是來得早了一點。在我看來,啟蒙時代開創的普世價值能否最終戰勝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我們還要拭目以待。

理查德·沃林的新書《法西斯的魅惑:從尼采到後現代知識分子》,從一個獨特的觀察開始:「有些人一廂情願地認定,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反智現象(它的確有反智的一面,引者按),只能吸引罪犯和惡棍,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已然知道實情並非如此。當年歐洲大陸有許多知識分子精英,爭先恐後地跳上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列車。」  20世紀80年代被曝光的大量檔案資料表明:二戰時期德國學術界與納粹的勾結與合作(包括組織行動上的,但主要是思想觀念上的)不是例外而是常態,以至於1998年德國歷史學會年會期間,與會者大為驚訝地發現,他們的諸多前輩「當年曾致力於正當化納粹種族滅絕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同上,第107頁)這個事實讓人感到驚悚,我們不得不承認:知識分子並不比別的階層更能抵抗極權主義的誘惑,它也印證了電影《浪潮》的主題:法西斯主義的崇拜者絕非只是大街上流浪的沒文化、無知識的地痞無賴。恰恰相反,極權恐怖故事也可能發生在精英薈萃的高等學府。對於很多知識分子而言,法西斯主義同樣有著擋不住的誘惑。電影中的大學生們僅一個星期就從溫文爾雅的年輕學子變成了兇神惡煞的納粹狂徒。

極權主義為什麼對知識分子有這麼大的吸引力?這中間存在必然聯繫嗎?被譽為人類良知的知識分子,卻原來是一個極容易迷失於極權運動的群體嗎?這不僅是沃林這本新書要處理的一個思想史問題,而且也是一個二戰後自由主義知識界不得不面對的嚴肅而痛苦的問題。

*《法西斯的魅惑:從尼采到後現代知識分子》原文原版

一、啟蒙精神及其背叛

沃林認為,從尼采到後現代知識分子,親極權主義思想家的共同特點是否棄啟蒙運動及其確立的人類基本價值。那麼,在反啟蒙和親極權之間存在必然關係麼?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討論一個更基本的問題:何為「啟蒙」?何為「反啟蒙」?

由於「啟蒙」概念的內在複雜性,本文不可能也無必要對它進行系統詳細的語義梳理。筆者想選擇一個簡單的方法,即採用以賽亞·伯林關於啟蒙和反啟蒙的基本界定和描述。之所以選擇伯林,一方面因為伯林的西方觀念史研究特別聚焦於西方(特別是德國)的反啟蒙思想家(比如維科、邁斯特、赫爾德、哈曼,以及其他浪漫主義思想家),而研究反啟蒙思想家的前提則是熟悉和精研法國啟蒙思想。伯林當然就是這樣一個傑出的觀念史研究專家。

伯林的幾乎每一本書都會涉及到對啟蒙的理解問題,但集中探討啟蒙概念的則是其《啟蒙的三個批評者》一書。此書單辟「啟蒙運動」一章,對啟蒙的內涵做了集中闡釋。伯林指出,盡管啟蒙運動內部有很多分支乃至分歧,「但是也存在著對整個文明和進步的某些或多或少共同的信仰」。 這些信仰包括:第一,「世界或自然是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受到唯一一套規律的支配,這些規律原則上是可以被人的聰明才智發現的」;第二,「統治無生命的自然界的規律原則上與統治植物、動物和有知覺的存在物的那些規律是一樣的」;第三,「存在某些可以公正地說所有人都在追求的客觀上可以認識的人類目標,即幸福、知識、正義、自由」,「這些目標對所有人都是實際上共同的,並非不可做到的,也並非不相容的,人的痛苦、罪惡和愚蠢主要是由於對包含著目標的東西的無知,或是對做到它們的手段的無知–而無知反過來是由於對自然規律認識不充分。」 他緊接著又把上述對啟蒙精神的描述概括為啟蒙所依賴的「三個最有力的支柱」:「對理性的信仰,即依賴證明和確證的邏輯上相互聯繫的規律和概括結構;對超越時間的人的本質的同一性和普遍人類目標的可能性的信仰;最後,相信通過做到第一個支柱,便可以達到第二個支柱,相信通過受到邏輯和經驗指導的批判智識(它原則上能夠把萬物分析至最根本要素,能夠發現萬物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它們所遵循的單一體系,由此,但凡是清楚的頭腦為了發現真理而提出的一切問題,它都能夠解答)的力量,可以確保物質和精神的和諧和進步。」 而在《反啟蒙運動》一文中,啟蒙精神被伯林更加簡要地概括為「三個中心原則」–普遍性、客觀性、合理性。 應該說這是對啟蒙精神非常精要的概括。

*以賽亞·伯林

相應地,反啟蒙思想的核心就是張揚與這三個原則正好相反的另外三個原則,即,特殊性原則(比如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主張具體事物和價值的相對性和差異性),主觀性原則(比如浪漫主義對自由意志的崇尚)和非理性原則(強調情感、直覺及體現它們的詩歌和文學的價值)。

理查德.沃林顯然繼承了伯林的啟蒙觀。在《法西斯的魅惑》的「導論」中,他這樣概括啟蒙精神:1、啟蒙主義者自命為「人性黨」,「代表人類公意,而非特定利益集團」;2、高舉理性旗幟,「分析並消解各種教條、迷信和缺乏正當性的社會權威」;3、政治上主張民主共和。當然,具體到某個人,情況又是比較複雜的,有些人可能兼有啟蒙和反啟蒙的思想,而有些人則很難被截然劃分為啟蒙者或反啟蒙者。比如盧梭。一方面,從其推崇直覺和情感的角度看,他可以被納入反啟蒙行列;但作為《社會契約論》的作者,盧梭顯然是一個啟蒙主義者,法國大革命的理論領袖,普遍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

盡管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試圖把極權主義的根源追溯到啟蒙理性的異化,但沃林(一定意義上也包括伯林),都把反啟蒙視作極權主義的根源(當然,相比於沃林,伯林對啟蒙有比較多的反思,這不僅表現在他對赫爾德等多元論者的推崇上,同時也體現在他對積極自由的警惕上。他的思想更有張力)。伯林明確把18世紀哈曼和約瑟夫·德·邁斯特等反啟蒙思想家視作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的鼻祖。在《反啟蒙運動》一文中,伯林認為邁斯特及其追隨者秉持的是「反啟蒙運動的最黑暗形式之一,也是最有意義和最有影響的形式之一」,他們「構成了十九世紀初歐洲反革命的急先鋒」。 在文章的結尾,作者這樣寫道:「(邁斯特等人的)這些沉悶的學說,在法國變成了鼓吹君主制政治的靈感之源,並且和浪漫的英雄主義觀念,以及在創造性與無創造性、歷史和非歷史的個人及民族之間所做的明確劃分一起,大大助長了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最後則是它最野蠻最病態的形式–二十世紀的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學說。」 伯林的另一篇文章《邁斯特與法西斯主義的起源》專門分析了邁斯特和極權主義的關係。這個一向被認為古怪、老朽、暴躁、冷酷無情的宗教皇權和世俗王權的捍衛者,在伯林看來卻是一個「非常時新」「具有先見之明」「超前於時代」的人物,他在當時沒有產生重大影響是因為「他的學說、甚至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趨向,不得不等待一百年之後才能自我做到」。 這個所謂「自我做到」顯然就是指百年後發生的法西斯運動。伯林在邁斯特所讚賞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弱肉強食的恐怖景象中,發現了其與現代法西斯主義的偏執世界觀的「親緣關係。」 邁斯特認為,支配整個動物界、植物界和人類世界的是弱肉強食的暴力邏輯,「有一種力量,一種暴力,亦隱亦顯,在每一種物種裡面,選定一定數量的動物要去吞噬另一些……無時無刻,都有某種生物正在被另一種生物吞噬」。 而人類,作為所有動物中最高的物種,「殺戮以求食;殺戮以取衣;殺戮以為打扮;殺戮以為攻擊,殺戮以求自保;為了鍛煉自己而殺戮,為了愉悅自己也去殺戮;他為了殺戮而殺戮。他是洋洋得意的恐怖之王,想要得到一切,誰也不能阻擋」,「整個地球,永遠浸泡在血泊中,無他,一個巨大的祭壇而已。所有的生命都必定要被獻祭,沒有目的,沒有選擇,不會停歇,直到萬物的終結,直到罪惡的根除,直到死亡都死亡」。 邁斯特歌頌這個恐怖世界的最強者,即劊子手,「一切的偉大、力量、服從都依賴於劊子手」,沒有了劊子手,「秩序馬上就會陷於混亂:王權傾覆,社會動蕩」。 這些劊子手的使命是尊奉「神意」,冷酷無情地維護秩序、消滅敵人。「造物主」已經安排了等級分明的秩序,也指定了需要消滅的敵人:新教徒、自然神論者、科學家與民主人士、自由主義者、平等主義者。這個瘋狂的反革命潮流,「到法西斯主義的出現而達到了頂峰」。 邁斯特的這套暴力殺戮「理論」盡管披著「科學」的偽裝,實際卻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預言,在其中分明可以聽到希特勒的大滅絕之聲。

伯林對邁斯特與極權主義關係的分析深得沃林的讚同。《法西斯的魅惑:從尼采到後現代知識分子》寫道:「伯林的確言之有理,因為法西斯主義宣誓的目標之一,就是要終結19世紀源自啟蒙的世界觀:崇尚科學、理性、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法西斯的魅惑》,第3頁)沃林對從尼采到後現代的反啟蒙思潮及其與極權主義關係的清理,基本是在上述對啟蒙和反啟蒙的理解基礎上展開的。他的論旨集中概括一下就是:在反啟蒙的共同目標和紐帶下,左和右、激進和保守各種思潮都會在親極權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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