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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革命』後中華基督教史觀範式遷移之可能(简化无注释版) ... ... ... ... ... .. ...

7-10-2018 16:59| 发布者: snapshot| 查看: 289| 评论: 0

摘要: 筆者認為,作為華人這一代的牧者、神學院老師或基督徒學者,重新檢視我們曾經持有的史觀是否可靠是責無旁貸。尤其在這個信息自由傳播的時代,又有更多史實被發掘出來,我們值得重新思考過去百餘年教會歷史的一些重大 ...

三、     中華基督教史主要著作的史觀之巡覽---以對辛亥革命之評價為參照

著名教會史著作賴德烈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史》被人批評為有歐洲中心主義和『基督王國』意識,內容也過於古老,缺少最近百年的重要歷史事件。書中有關孫中山的內容散落各處,沒有一面倒讚賞革命和孫中山,當然也沒有予以很多直接激烈的批評。說他受到基督教教育的影響成為基督徒,有新思想覺悟,懷有夢想,最後也肯定自己是基督徒。也說孫的組織能力和管理經驗不足以及革命事業的成效不彰,並說他需對1911年後的全國局勢混亂負責。還說國民黨在孫中山過世之後宣布他為祖國的英雄對基督教和革命的密切關係作者表審慎態度,對革命和孫有較平衡評價。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關於革命和孫中山的信仰方面有一章內容,他說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完全出發於耶穌的救世精神而來。他很費力氣地證明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受了基督教很大的影響”明顯此書受革命史觀的影響,神學立場上傾向於普世合一運動、自由化神學和社会福音。

8090年代以來馬列史觀的正式著述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共官方的出版物中體現出來。姚民權和羅偉虹著作的《中國基督教簡史》和王美秀的《中國基督教史話》受馬列史學觀點影響明顯,對於基督教的傳播的看法片面。

段琦的《奮進的歷程—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很清楚說明『舊三自』和『新三自』有關聯。對反帝運動、合一運動、五卅運動和三自愛國運動中共產黨員的角色迴避,對基要派有相當的貶低,完全沒談到反對三自運動的人受到迫害,對三自被摧殘的歷史僅一兩句帶過。

羅偉虹主編的《中國基督教(新教)史》第三篇是1949-2002年的部分,一改過去對於王明道、倪柝聲等人的反革命罪行判處語焉不詳,有了相當篇幅來記錄有關歷史。對西方宣教士和差會的作用不出意料地偏頗負面評價為主。

梁家麟的《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的史觀比較傾向於『挑戰-回應』模式的,因為時間幅度限制和收入的史料缺乏,其中間立場和評論不是很自然可從收錄的史實推論出來。

杨森富的《中国基督教史》對中華民國與基督教的關係著墨也少。太平天國看法比較正面,認為是基督教中國化的一支。真耶穌會會友的作者或許以此對自己『教派』曲線護教。

湯清的《中國基督教百年史》將基督教與西洋文化做出清晰分辨直言共產主義的危害,說華人一味地向西方學習是錯誤的,乃是要回歸基督才是從歷史中得到的教訓。敘事到1907年為止,無從知道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看法。對於太平天國於教會發展的危害和信仰上偏差更多著墨斷言不平等條約和太平軍之禍害是19世紀下半期對基督教發展的最大的障礙。

趙天恩的《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全面記述共產黨專政中基督教的發展,對於不參加三自的領袖和教會受到的迫害有詳細記述。作者分析幾十年中政治環境對教會的全面性影響,缺乏的是為什麼那時主流教會會向政府低頭。

《亞洲教會史》的作者莫菲特未完成1900年後的歷史部分(第三卷)就歸主了,很令人惋惜!書中明確講到太平天國是叛亂,拜上帝教是偽基督教,指出其影響深遠。

以上巡覽結論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比較完整和中肯地介紹福音起初如何進入中華大地直到最近福音如何在中華大地興旺的通史,已有的歷史學者之史觀差異很明顯彼此也差異頗大。筆者要指出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學術能力問題,更加是史觀的重新建構或者如何開始和完成範式遷移的過程。王立新總結了近代基督教在華歷史研究領域裡中西方的主要範式有:革命史取向下的『文化侵略』範式,文化交流範式,現代化範式,傳教士範式,中國中心觀範式,『文化帝國主義』範式和後殖民理論範式。這些範式哪種是最合適現時代的中華基督教會歷史的通史著述的需要而又被眾多基督徒教會史學者認同的?

Daniel H. Bays(裴士丹)企圖建立一個以中國基督教群體為中心的歷史觀,但未能解釋為何中國教會依然熱衷傳教活動。筆者認為必須要從基督教信仰群體的本質來看,才能理解為何跨文化的傳教經驗能讓基督教在非西方國家逐漸擴大、並且影響當地教會也向其他不同文化地區傳教。而且中國教會的自覺性和快速成長伴隨著改革開放和信息時代來臨,所以『中國中心論』和中國本土化過程其實不能夠準確描述中華基督教發展過去一百年至今的歷史全貌。

台灣的曾慶豹觀察到台灣作者的教會歷史著作中說明了臺灣的中國基督教研究明顯與島內的党國意識形態有關。這實際上凸顯出是中華基督教史觀還是中國基督教史的分歧。這個問題也可以帶出相應的問題:『中國中心論』、『台灣中心論』或者不斷細分之下的『區域中心論』史觀中哪個才是作為一個歷史研究的合適範式?

中國大陸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史觀之差距比台灣國語教會和台語教會之間的史觀差距更大。現在三自教會官方的史觀之下已經有了羅偉虹的新教通史,海外教會和中國家庭教會不應懈怠。在華人知識界逐漸告別『革命』之毒素、台灣的革命黨已經成為在野黨時,我們的史觀回歸到正軌上來也是很必要和可能的。曾慶豹提醒

中國基督教史不僅是一部福音傳播史,也應該是一部教會的合一史,儘管後者的表現在教會史中往往是失敗而非成就,但基督教歷史的撰寫者怎能只有光榮史而沒有黑暗史呢? 救恩史不也是一部人類墮落的歷史嗎?華人學者何不在賴德烈的基礎上講述華人觀點並輔以中文資料為論述之依據,撰寫出一部以華人觀點或問題意識為出發點的『中國基督教史』之作?

這個呼籲值得回應,我們應該梳理歷史,嘗試處理和呈現其中的問題甚至觀點分歧,而不是裁剪歷史來遷就某種史觀。

陶飛亞提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新趨向有相當的見地。他指出要開始指向核心問題,關注基督教到底給中華文明帶來了什麼而不只是在器物層面的貢獻。這也呼喚有新的更整全史觀做為著作中華基督教通史的基礎。筆者覺得這個核心問題暫時主要不是文化,而是政治問題。近代中國文化的最大塑造著是政權,是政治的意識形態。或平衡點說,政治問題和文化問題一樣是中華教會史觀的核心問題。

因此筆者的結論是在現今的時候,迫切需要一部中華基督教會的通史,是作為神學生教科書使用的、一般信徒也容易閱讀理解的,同時是一個新的史觀之上的通史著作。

港台和海外的基督徒學者中,李金強、李志剛、林治平、查時傑魏外揚章力生梁壽華梁元生、吳梓明呂元聰王忠欣等都是尊崇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中國大陸的歷史學者則幾乎不談基督教對國民革命的重要作用,認為孫早期相信了基督教,後期卻傾向了無神論,也都對辛亥革命以及國民革命予以高度評價。

陶飛亞使用揭秘的前蘇聯檔案發現非基運動確實是蘇共和中共所著意發起帶著明確目的的政治運動,這不禁讓基督徒對於孫中山引入蘇俄和中共入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的決策感到毛骨悚然。姚西伊指出二十年代的國民革命環境下,面對社會上民族主義與非基督教運動的挑戰,趙紫哀、吳耀宗和吳雷川等人對基督教的信息作了多方面的調整。在他們手中,耶穌成為一個道德的典範,而上帝的國度成為一種社會與民族拯救的理想。其中有的人以後更轉向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力圖把它們與基督的思想相結合。不少自由派傳教士在政治上也同情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的國民革命,他們“左”傾的政治態度激怒了基要派人士。特別是當時的非基運動對教會打來的巨大打擊,和當時的左傾思想及國民革命密切相關。

總結來說在內地和台灣、香港以及海外研究中華基督教史的學者開始常常在一起探討學術時,立場和觀點各異呈現出活潑的多元氣象。不過這個各說各話的狀態似乎不能夠也不應該持續太久。因為外在的政治問題如利劍至今仍然高懸某些人頭上,與會的一般歷史學者背後的立場和價值觀差異想當之大是可想而知也大家彼此能夠理解的。然後對於一個全是求真愛主的基督徒學者圈子來說,對於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及其後續的國民革命之是非對錯與基督信仰的關係,實在是需要一個基本結論的時候了。否則我們無法向教會言說,教會的牧者和弟兄姐妹也在混亂或者常常做假見的罪之中,對於信徒生命的成熟和更好地傳講福音真道是弊遠大於利的。

以下筆者嘗試勾勒出這個主題最重要十多個判據性的小問題。不同的基督徒學者的回答必定會有相當大的差別。筆者也不怕愚陋外顯,先嘗試給出自己的初步『Yes orNo』的回覆在問題之後。在此必須重申:每個問題我都可能是答錯了,但是我敢確定地說研究中華基督教史的基督徒歷史學家必須一起來回答如下問題並盡可能按著聖經來消除明顯差異達致比較中肯又具有學術根據的共同答案。這個過程就是『告別革命』後中華基督教史觀的範式遷移之主要步驟。

No. 範式遷移過程中的判據性問題 筆者之淺見 基督徒史家之共識 可靠史料佐證

1. 孫中山是不是一個在基督的教會受過洗的『基督徒』? Yes

2. 孫中山的公開言詞中是否可以表明他相信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並重生得救了? No

3. 孫中山的主要革命思想和耶穌基督有沒有很大關係? No

4. 孫中山的革命有沒有受到基督教會和基督徒的很大幫助? Yes

5. 孫中山在革命過程中對基督教會的態度和對基督教道德倫理的遵從方面是不是有一個基督徒的基本樣式? No

6. 孫中山的生平和事業是否曾經得到了上帝的幫助? Yes

7. 孫中山是否被有組織的基督教會除名了? ?

8. 孫中山後來的信仰內核和起初的有沒有根本變化? No

9. 孫中山在非基運動中是否對教會起到應有的正面作用? No

10. 孫中山是否認定自己所作所為合乎他所相信的基督精神? Yes

11. 孫中山的革命對於中華教會的發展總體而言是益處還是阻礙?

12. 今日福音派的教會應不應該認定孫中山是一個基督徒,並因而作為宣傳福音的見證?  No

13. 教會應該正面評價孫中山和他的革命事業嗎? No

14. 中華基督教會的歷史書中是否一定要探討孫中山和及其革命事業與基督教關係的問題? Yes

四、     近期教會內對孫中山及其革命的歷史評價呈多元化趨勢

在一片的高舉歌頌孫中山及其革命事業的教會圈內言論中,這幾年開始陸續出現了質疑或說另一種聲音。有的是學術論文比較含蓄和理性地提及孫的革命事業,有的則是評論性的、比較直接地對孫中山和他的革命事業的正義性、個人生活和政治手段的負面批判,也有的是教會牧養的教導提醒,還有的是進行一些神學思考,對孫中山的革命理念和三民主義進行剖析。

譚啟見指出孫中山被教會所遠離的原因是重婚罪,而不是怕連累教會。他又說自由派神學立場使孫樂於接受進化論和肯定科學聲勝於宗教,後期更是受到共產主義和非基運動影響導致盲目抨擊教會成為帝國主義的工具,這使得他很樂意和蘇俄合作並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他贊同林榮洪的觀點,說很難從孫中山的文字中找到基督教教義的材料,任何說他的思想曾受到基督教熏陶的論點都很難找到可靠證據。馮志弘發現所指孫中山說過的“革命是火,宗教是油”這話沒可靠出處,基督教媒體不該只求拉名人為信仰壯威。

周功和教授對章力生的神學與政治思考中提到孫中山得到啟示表達謹慎的態度,提醒我們要避免落入政治迷思中。邢福增也指出『一直以來,基督徒傾向將孫氏神聖化,甚至說他的革命思想都是源自基督教,三民主義也是基督信仰的表達云云(天父美意?)這正好反映「權威情結」,根本是一種過度詮釋(扭曲)』。

王怡深深為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和當時其他基督徒革命者的民族主義情結和誤解基督信仰而惋惜

對皇權專制下的第一批現代革命者來說,上帝是必須的。 不過革命需要的,並不是新舊約聖經中的那位耶和華神,而是經過了人文主義的浪漫化想像的、另一尊「自由女神」。 革命者心中的上帝,只是某種普遍真理的化身。 在晚清革命的早期,只有這一化身才能為革命提供合法性和靈魂的范式轉移。 所以,革命的先行者們,需要一個能夠為革命背書的上帝。 這個上帝,一定要大過皇帝,不然他們就算是叛逆。

孫中山對上帝的認識和態度與洪秀全本質上相去不遠,對於滿清的仇恨幾乎如出一轍。他們搶著要革命,其實當時立憲等要改良制度的努力快要成功了李提摩太和堅持革命的孫中山有過兩次面談,都不歡而散分道揚鑣。李提摩太宣稱孫文一党不但是清廷的叛逆,更是背叛上帝、自立為王的撒旦。我們今日即使是個人政見不同所致而推崇孫中山,但作為基督徒我們都不能忽視李提摩太等人的立場和努力,莫以為唯有基督徒革命者才是那時最愛同胞的聖徒。

回到民族主義的問題,原本中土文明是不分血統,只辯華夷的,西洋(孫口中的帝國主義)和東洋民族(後來傷害中土最大的帝國主義)當時的侵凌羞辱與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威脅都明擺著的,孫中山為什麼獨厚蘇俄最後建立自己的武裝?原因其實是其他列強拒絕和他合作。蘇俄也是無法找到東亞大陸的代理人,在吳佩孚、馮玉祥和陳炯明都拒絕後才來找到當時手中無槍少兵,又無一州一府轄地的孫中山。最後是各取所需,互相利用而已。所以我們也要在三民主義之首---民族主義---是否孫中山的革命最高理想這個問題上打個問號。

洪予健認為華人教會對孫中山的基督徒身份有不同看法,

第一,從敬虔信仰的角度看,孫中山在許多方面都相差較遠。他的信仰在教義上不夠純正,個人生活也缺乏見證。第二、孫中山未能將基督信仰的真理帶進他所領導的革命中去,只要目的正確,不擇手段。引狼入室,聯俄容共,並容讓日本占領東北。第三,為清除異己,動輒使用暴力或暗殺手段

謝選駿表示孫中山出賣國家利益給日本和蘇俄的行為應受國家法庭審判,並指出孫中山慘敗是因為他親手斷送了他聲稱要拯救的中華民國、背叛了上帝,引進蘇聯的無神論勢力。

不確定是否基督徒但是極其推崇孫中山和國民革命的史家莊政的觀點很多基督徒似乎視而不見。他認為基督教思想是孫中山革命思想源頭的第四項,即不是很重要。但是沈陽卻從孫中山革命中對上帝主權的僭越、對自身罪性的無視、以黑幫化方式組織政黨和拒絕分別為聖,這些都和基督教義所要求的相去甚遠,

孫中山在信仰與革命、基督教與憲政民主二者之間所發生的巨大的錯誤理解一目了然,那就是他幾乎從未在自己的政論中談論過自己的罪性與有限性,而是僭越了神的主權,要替天行道。此時據稱早已受洗的孫中山,離純正的基督教義,可謂南轅北轍。於是,在他的一生中,發生了這樣殘酷對待小共同體,侵犯個人自由和社會自治的現象,也就不難想像了孫中山沒有在建設法治化的小共同體方面做過幾件像樣的事情,更是完全地拒絕了大使命從而拒絕了「分別為聖」。

因此從孫中山革命中作為和道德生命的表現,似乎可以確定孫中山的信仰有很大偏差。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曾經問孫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什麼?  孫中山說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道統。也就是說骨子裡他還是相信自己是道統的承擔者,他自己是不需要救贖的,是革命隊伍的中心、具有超然地位,凡是阻擋了這個目標的人士都是需要挪開和不被信任的。因此我們對於孫中山是否得救沒有把握。他公開言論中表明他所相信的只是人格化的耶穌,他以耶穌愛救人作為自己的榜樣。他又不能時常繼續與教會人士交往接受督責、也無法讀明白聖經的真理。他最後的手段就是建立效忠自己的小圈子,努力再成為一統江山的總統,並且還要是地位穩固、無人可以挑戰的。在這點上我們說他的信仰和洪秀全一樣是基督教的異端也不為過。

章太炎的《祭孫公文》中說到:“公之天性,伉直自聖…. 受諫則難,而惡方命”。孫中山常常自比耶穌獻出生命贖救眾人,以替天行道為己任。這和洪秀全及楊秀清相去不遠。若是我們還沒有理清政教關係的複雜性、民族國家觀念的利弊以及對暴力革命的政治倫理和政治神學沒有認真思考就盲目宣揚孫中山是一個傑出聖徒、是耶穌的好見證時,對於教會的弊端和危害是明顯不過的。

我們這些小群實在需要快快『告別革命』,隨時『齊撐雨傘』來見證耶穌基督十字架上的福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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