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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革命』後中華基督教史觀範式遷移之可能(简化无注释版) ... ... ... ... ... .. ...

7-10-2018 16:59| 发布者: snapshot| 查看: 207| 评论: 0

摘要: 筆者認為,作為華人這一代的牧者、神學院老師或基督徒學者,重新檢視我們曾經持有的史觀是否可靠是責無旁貸。尤其在這個信息自由傳播的時代,又有更多史實被發掘出來,我們值得重新思考過去百餘年教會歷史的一些重大 ...
『告別革命』後中華基督教史觀範式遷移之可能(简化无注释版)

作者:Roy (本文為筆者2018年夏天以個人身份在一個國際學術論壇中的報告文章,是全文帶注釋的版1/3篇幅,不代表筆者服侍的團隊意見,因著種種考慮全文稍候才可能公佈) 

引言:

這篇文章不夠學院式論文水准,在此只是分享一下筆者在教會歷史學習和講授中的一些體會。這些體會和自己的成長環境以及所處的時代背景分不開,因此得到的結論不是一個學術研究成果,乃是問題意識的反應。近期台海局勢、兩岸三地政經和社會思潮發展的微妙性,很多基督徒都在其中形成立場差異很大、甚至你死我活的對立圈子。東北亞局勢會如何發展也還不能讓人很樂觀,更不用說中日關係中一直有暗流湧動。以世界觀、文化衝突或者融合的向度來思考東亞教會發展,特別是人數最多的中華基督教會的發展,過往的嘗試可以借鑒頗多。筆者認為,作為華人這一代的牧者、神學院老師或基督徒學者,重新檢視我們曾經持有的史觀是否可靠是責無旁貸。尤其在這個信息自由傳播的時代,又有更多史實被發掘出來,我們值得重新思考過去百餘年教會歷史的一些重大事件。因此在這裡將這兩年整理的一些歷史資料和研究動向組織起來,提出應該從另一個角度---『告別革命』---去重新審視過去百多年的中華基督教歷史。目的是要引起各方一同探究求真、切磋辯駁。盼大家可以同意:這樣一個史觀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之可能性是值得探討而不是一笑了之的。作者沒有什麼歷史學的造詣,文章錯漏必定多多,不揣愚陋,僅為引起關注討論。

一、     革命代表正義、反革命代表罪惡的史觀之緣起和影響

英文Revolution一般狹義用法指以暴力突然推翻原有統治者(即政變)或者經過一段時間的內戰勝利取代原有政權。克拉倫登伯爵一世愛德華·海德(Edward Hyde, 1st Earl of Clarendon)用它來形容他所支持的國王查理二世的復辟。後來又被用來指詹姆士二世的退位,就產生這樣一個新的概念:通過這類革命性的變化可以獲得一種理想的秩序。

法文Révolution一詞的意義有發生轉化。1694年出版的《法蘭西學院辭典》和1704年出版的《特雷烏法拉辭典》都強調革命的消極含義。18世紀中後葉興起的啟蒙運動逐漸賦予革命以積極含義 ,並將革命的意蘊拓寬成為某種積極的文化轉變,是一種擺脫舊事物桎梏的進步過程。而 18世紀末葉爆發的法國大革命則把啟蒙思想家的革命觀付諸實踐:由被壓迫階層發起暴力手段推翻舊專制暴政。法國大革命那種肆無忌憚的暴力嚇了一跳!

柏克預測:『法國大革命不會把人類帶向一個好的社會,而會帶向一個更壞的社會,民主的暴政必然讓位於專制獨裁』。不過當時代有這樣看法的人並不多,在馬克思的社會發展學說中,這些暴力都是正義的,俄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進步。

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的原意是指一切反對革命與革命政權對立進行破壞活動甚至企圖推翻革命政權的行為,是有帶貶意的。

東方文化《易革彖辭》中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意思為『革去某王朝的天命』 後來造反上臺坐穩天下的總認為是順天意的正義代表。

日本人將西方近代代表正義的術語Revolution用古代東方的詞彙『革命』來翻譯把法國大革命歷史寫出來時使用『革命』來翻譯『Revolution』,該詞彙被孫中山所看重而多用。

王朝的更替到底哪次是公義彰顯、是邪惡得逞有時真的難以一錘定音,因此世人多容易落入成王敗寇的歷史評價陷阱。若是兩個集團間革命和復辟你來我往一下時更是難免產生自相矛盾。近些年香港自稱為基督徒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說為了國家的益處殺人沒問題,而與他們針鋒相對的勇武派的代表們在旺角挖出鋪路的磚頭砸警察,也覺得自己很正義,並說是效法偉大的革命先驅孫中山的英雄行為。

崇尚暴力的革命史觀,最初是從孫中山為《天平天國戰史》這本書作序開始引入的。該書推崇洪秀全去滿。毛澤東和蔣介石都號稱是孫中山學生,國共兩黨都高度評價辛亥革命和孫中山1905年開始倡導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政綱,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雖然很不同,但是共產黨的教科書上稱孫為偉大的革命先驅,巨型頭像在天安門經常被扛出來中共的革命意志自認是直接繼承自孫中山。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在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下快速興起,其基礎是 孙文越飞宣言宣言中孫放弃中国对外蒙和中东路的权益,换取苏俄援助用以建立黃埔軍校。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強調中共才是孫中山革命的正統傳承,包括『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才是孫中山的最高思想,革命被認為正義,反革命邪惡。

國民黨也對革命一詞念念不忘,迷信暴力。國民革命』常被國民黨廣泛使用於其所發動的東征北伐對日抗戰、剿匪等軍事行動當中。不斷革命的孫中山稱為國父,三民主義稱為國父遺教。在對孫中山進行不斷拔高、美化和化時,蔣介石獲超越地位。當任超過四分之一世紀黃埔軍校校長很明白軍事武力的價值。1987年解嚴以後,『國民革命』才退出中華民國政治慣用語,不過國民黨對於孫中山的評價至今不變。

這樣一個對歷史看法其實和中華文化的傳統史觀有所不同。儒家是以《春秋》、《史記》和《資治通鑑》為典型著作的道德史觀/天理史觀,「崇古」、「懷古」、「信古」是主要特徵,認為歷史是治亂交替的循環過程(有些類似古希臘的史觀),非常看重天命、正統性與名分論,缺乏進步性的向度。錢穆是南下逃難後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的重要儒家學者,他的史詩史觀因為他在港台的學術活動而在港澳台和海外華人中廣被接受。他提出「民族的史詩」national epic),認為古代中國歷史不是專制的歷史,乃是士人政治的歷史。然而這種史觀充寓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他還尤其崇拜孫中山,認為辛亥革命極其偉大,推翻了滿清部族政權。

在中國大陸,共產黨在教育系統一代又一代地把革命史觀作為考試標準灌輸:革命是神聖的,愛國是必須的。港台的官方歷史,尤其在今題的教科書裡頭,也見不到有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批評的。


二、     『告別革命』說的興起和深遠影響

社會主義革命(1949-1956)中專政力量對民眾和社會進行改造,當中很多暴力。毛澤東晚年提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發起“文化大革命”於是同一個政權下,不同派別間有文鬥,也有武鬥,很多的暴力和流血,世所罕見,國民經濟的建設受到很大衝擊,陷入崩潰邊緣,很多黨政幹部被批鬥、勞改、坐牢甚至被整死。故此文革被稱為『十年浩劫』。鄧小平復出後開始改革開放,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停用。他認為改革繼承了革命的解放生產力之內涵,但是沒有了革命的暴力手段之意義,是革命性的變革。『改革』代替了『革命』,經濟也隨之迅速地成長。政治制度幾乎沒有進展。

『六四』事件後一些改革措施倒退回到三四年前的狀態。鄧小平下令國家軍隊以坦克機槍等最現代武器屠殺和平示威學生,受難人數至今難以確定全國政治氣氛趨緊,黨總書記趙紫陽等開明領導人落臺,學運領袖被追捕和判刑政府掩蓋六四屠殺的實情。海內外華人知識分子對於共產黨希望破滅有人認為需要放棄和平手段,開始籌劃武力推翻共產黨。

李澤厚1992年在丹佛市《和平進化,復興中華:談“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演講,提出了“告別革命”的主張。後來和劉在復於1995年在香港出版《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一書,批評了從孫中山開始的激進主義路線。一時間,該論點在中國大陸與海外學界都產生巨大影響,台灣學人也予以相當的重視。

在此之前,余英時1988年在香港作了題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的演講,認為“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就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最後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文化大革命就是這個變化的一個結果”。他的後續文章繼續嚴厲檢討了近現代中國知識份子激進化的傾向。

1996年唐德剛在台灣發表文章稱『孫、袁、蔣、毛四人之中最後志願都是搞個人獨裁的最高形式』,出版《袁式當國》糾正了過去貶低的袁世凱形象讓孫中山從神壇下被放下來。

2006年劉曉波撰文稱:(孫是)最早提出報紙應該充任‘黨的喉舌’的革命家……孫真正的政治遺產是暴力革命和列寧式政黨是激進的革命者和霸道的專制者

2014年張鳴對孫中山做出相當的不留情面的,說孫中山就是為了自己掌權的目的一直不停革命。他不是要救民眾於水火之中,而是在爭奪權力。還說現在的中國人受進步史觀影響太重,著急想翻身,導致了一系列問題。

袁偉時《孫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個十年的迷思》說北伐戰爭破壞了中國的憲政和民主體制。馬飛發文闡述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救世情結和引入的革命文化是民初憲政失敗的重要原因。高全喜認為清帝遜位類似於英國的光榮革命,孫中山功勞不大,之後的國民革命把事情越弄越糟。

馬勇認為孫中山替天行道的王道主義開了現代中國的魔盒,讓二十世紀中國處於革命意識的夢魘。冯勝平說孫堵死了四條可能使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無論是章太炎的自由主義,還是宋教仁的議會道路,或是黃興的法制道路,亦或陳炯明的聯邦制。”

台灣唐啟華推翻了過往對袁世凱和段祺瑞等人的北洋政府外交上喪權辱國、是不作為的賣國政府之負面評價,指出孫中山其實比北洋政府更不堪,是為了革命不擇手段出賣民族國家利益。大陸李玉貞也指出孫的一生是不斷尋求外援的一生,對日本、美國、德國來者不拒,且主動上門,終和蘇俄接上,帶給歷史大轉折。

王岐山數年前推崇《舊制度與大革命》,呈現洛陽紙貴景象。如何進行改革而避免革命成為過去幾年的執政重要思考向度,結果可能也帶來更加保守和維穩的心態。但從理論根基和道義上,『告別革命』的思潮導致中共奪取政權和繼續執政的合法性更加被人質疑思考更加多元。

香港的政論家/學者也在報章上對這些研究成果和新的史觀予以肯定,提出需要對孫中山有更客觀評價的理據。澳門的潘惠祥揭示了孫中山的政治遺產帶給蔣介石的負累。另外最激烈批評孫中山的人不少是從民族主義立場來反對孫。

這種新的中華近代史觀擺脫黑格爾史觀/進步史觀/馬列主義史觀的框架,也對傳統儒學的史觀心存警惕,曾被加於『革命』之上的神聖、正義之光環褪去,讓人反省暴力奪權和鬥爭哲學本身的問題。這產生了史觀的『範式遷移』。『告別革命』論述的流傳正是一個清晰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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