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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的成功與失敗兩三事 / 風暴驟起之地山東為什麼在庚子教難中教會損失不大? ... ...

3-20-2018 20:40| 发布者: snapshot| 查看: 185| 评论: 0

摘要: 袁世凱的成功與失敗兩三事【轉載注:在預備《東亞教會簡史》主日學時,對於山東為什麼在庚子教難中教會損失不大產生好奇,於是翻到這些資料。也更印證了我這十來年對孫大砲的反感和對袁世凱的同情不是沒有理由的。我 ...
袁世凱的成功與失敗兩三事

【轉載注:在預備《東亞教會簡史》主日學時,對於山東為什麼在庚子教難中教會損失不大產生好奇,於是翻到這些資料。也更印證了我這十來年對孫大砲的反感和對袁世凱的同情不是沒有理由的。我也要聲明:前天對於2018年『戊戌憲法』的開倒車之公開講台斥責,有人有意見,但是我不撤回。】

http://www.creaders.net/m/blog/user_blog_diary.php?did=285751       發表時間︰2017-03-15 17:58:56

  拋開臉譜化的歷史觀,袁世凱並不是一心想當皇帝,而是想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從體制上解決時局的混亂。作為政治家,袁世凱的失敗在于,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所謂“民意”,沒有看到時代的大勢。至于點贊群眾,無非是群眾演員而已



  老高按︰最近參與攝制“歷史明鏡”視頻節目的過程中,有位老兄建議我找到專家來介紹一下北洋政府。他說,因為國共兩黨都是北洋政府的政敵,先後當政之後,都刻意抹黑北洋政府,其實北洋政府在政治、司法、經濟、城市建設、外交、文化……方面都有許多建設,不少舉措在中國來說算是開創性的制度建樹,對于中國從傳統型國家跨越到現代型國家,做出了重大貢獻,後來的政權在不少方面都是“蕭規曹隨”。我們今天應該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也給予那些歷史人物一個公道。
  我覺得他說的頗有道理,很想物色研究北洋時代的專家來當“歷史明鏡”節目的嘉賓,但迄今尚無眉目。
  談到北洋政府,正巧最近讀到周淮安的兩篇文章談袁世凱。作者雖然文風有些油腔滑調(現在流行這種半真半假的調侃文風),有的文字顯然“借古喻今”的痕跡太重,有意讓讀者直接聯想到當今聖上——例如這樣的文字︰“從北京到地方,各級官員進入了一種中國人熟悉的‘表忠心競賽’”雲雲;還有的地方,于史實不合,例如,他講到“1899年一種名叫‘義和拳’的民間秘密組織開始在山東西部活躍起來”,又提到“石破天驚的‘扶清滅洋’口號一經提出,就如同烏合之眾有了科學理論的武裝”,但歷史記載是︰“扶清滅洋”口號是1898年梅花拳拳師趙三多提出的,1898年10月26日趙三多、閻書勤等在山東冠縣梨園屯(今屬河北威縣)發動首次義和拳暴動。
  文章並非嚴格的歷史論文,而是兩篇雜文隨筆,但能幫助我們從一些過去不太想得到的角度來看待史實,有些參考價值,轉載于下。


  當山東義和團踫上袁世凱

  周淮安,游歷史

  

  19世紀末,甲午戰爭徹底輸光洋務運動以及“同光中興”的底褲大清王朝三十年“變法圖強”的結果,卻被差不多同時期啟動改革開放的日本打得割地賠款。
  天朝末日,列強環伺,異象頻生。令人意外的是,大清最後歲月中最癲狂的一場群眾運動竟源自“孔孟之鄉”山東。
  其實也沒什麼可奇怪的,兩千多年專制制度滿口“仁義道德”、“禮義廉恥”,實為培養麻木愚昧自私的愚民,以便于統治。往往是傳統文化積澱越深厚的地區,遺毒越深,開啟民智越難,反而是被視為蠻夷之地的嶺南常常得風氣之先。
  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一種名叫“義和拳”的民間秘密組織開始在山東西部活躍起來,並像野火般在鄉村蔓延開來。作為有“反清復明”傾向的非法組織,“義和拳”明顯是社會不穩定因素,清朝地方政府視其為“拳匪”或“匪盜”,嚴厲鎮壓,絕不手軟。
  在革命的低潮中,“義和拳”的大師兄、二師兄們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找到新路?
  來自西方的上帝給了他們靈感。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隨著西方傳教士深入鄉村,一些“吃洋教”的教民與其他民眾矛盾頻發,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在征地拆遷、鄰里糾紛中難免偏袒教民,底層民眾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一個電光火石的靈感如同閃電劃破了革命的黑夜︰“洋人才是大清的萬惡之源!”
  石破天驚的“扶清滅洋”口號一經提出,就如同烏合之眾有了科學理論的武裝,義和團運動的面貌從此就煥然一新。
  有了政治正確的口號,有了“愛國”的護身符,連燒殺搶掠都成了正義行為,這給地方官員出了道難題︰當成“匪”來剿嘛,別人是“愛國群眾”啊,而且自帶干糧保衛老佛爺;當成正義之士嘛,他們扒鐵路,掐電線,聚眾鬧事,凡是沾“洋”的東西都毀,凡是沾“洋”的人都殺,別說信教的,連戴眼鏡的都視為“二毛子”該殺,讓社會陷入一片暴力恐怖,嚴重威脅大清穩定。

  

  在剿撫不定中,被後人視為“義和團之父”的毓賢登場了。1899年4月,這位著名的酷吏升任山東巡撫,為山東義和團爆發加了最後一把火。
  在“仇洋排外”的毓賢看來,這些刀槍不入,扶清滅洋的拳民們“其心可嘉,民氣可用”,親自將義和拳、大刀會等組織統一更名為“義和團”,正式將其認證為愛國組織,並讓義和團打出“毓”字旗號,並稱自己是“義和團魁首”。有省部級領導當後台,山東義和團一下爆發式增長,各種械斗流血沖突不斷,連省城濟南內也“拳廠”遍地,搞得人心惶惶,不可收拾。
  在洋人的強烈抗議下,1899年十一月,清廷將毓賢明降暗升,由山東調入帝都。
  毓賢走了,一個河南人來了,山東義和團的好日子就到頭了。
  他叫袁世凱,河南項城人,大清帝國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經過駐軍朝鮮的歷練,戊戌政變的投機,小站練兵的積累,40歲的袁世凱升任山東巡撫,第一次成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與顢頇的毓賢不同,袁世凱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波詭雲譎的朝鮮政局,瞬息萬變的戊戌政變,他都游刃有余,但如何應對義和團卻不輕松。
  老佛爺雖然沒有明確表態,但朝中的王公親貴卻大多認為義和團“忠勇愛國”,可以加以利用;但如果像毓賢一樣公開支持義和團,不僅洋人不答應,社會秩序也會陷入混亂,巡撫位置一樣難保。
  義和團的大師兄二師兄們也在琢磨這個新來的“袁大人”,感覺不像前任“毓大人”那樣將他們奉為上賓,但也沒有對他們翻臉不認人,態度模糊且曖昧。
  檢驗對方成色的時候終于來了。高密、昌邑等地因德國人建鐵路而鬧事,濟南義和團覺得機會來了,主動上門拜訪袁世凱。袁大人大擺宴席,熱情款待,酒酣耳熱之際,大師兄二師兄頭腦發熱,吹噓刀槍不入的神跡。老袁一臉欽佩狀,力邀大師兄現場示範。
  花廳外“砰”的一聲,義和團的火藥槍響了,煙霧散盡,幾米外的大師兄安然無恙,眾人皆呼“神了”。
  這種只放火藥不裝彈的把戲騙農民好使,對職業軍人就不頂用了。老袁一邊說“中中中”,一邊讓衛士取來洋槍,不由分說,一陣槍響,大師兄升天了,其余團民嚇得作鳥獸散。
  小混混踫上了江湖大哥只好認栽。袁世凱使出霹靂手段,頒布“嚴禁拳匪暫行章程”八條,包括各州縣要嚴禁義和團活動,凡今後在其境內發現有設“拳廠”的,地方領導按“縱匪”罪追究;如有人告發“拳匪”設廠之家,經官府查獲後,以該犯家產一半獎勵告密人,將“匪首”擒獲送官的,可獲該犯全部家產。
  在袁世凱到任前,山東僅荏平一縣便有“拳廠”八百余處。他到任後,義和團在山東難以立足,紛紛逃往直隸境內,曾經的風暴中心山東很快風平浪靜。

  

  1900年6月,義和團大舉進入北京,老佛爺認為“洋人可恨,民氣可用”,遂對所有西方國家宣戰。
  戰事一開,袁世凱卻玩起了“高級黑”︰你們不是愛國嗎,不是刀槍不入嗎,現在洋人來了,趕緊上前線滅洋啊!
  在袁的授意下,山東各州縣紛紛貼出告示,呼吁義和團北上勤王,保衛老佛爺,不準逗留山東,稱“洋人罪大惡極,無不立見消亡,諭爾拳民義勇,均各效命疆場。”“速赴前敵助戰,毋得羈留故鄉。”然後,袁世凱把留在本省的一概稱為“黑團”“亂民”,正牌的愛國者都到前線去了,留下來的當然是冒牌的,統統死啦死啦的。
  在後世所稱的“庚子國變”亂局中,八國聯軍打進北京,老佛爺西逃,山東在袁世凱治下則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拒絕執行與列強開戰的亂命,使山東免遭禍亂。
  對于風雨飄搖的大清帝國來說,義和團運動不僅沒有“滅洋”,反而在大清王朝下墜的進程中狠狠踹了一腳。
  按歷史教科書的說法︰1901年簽訂的《辛丑條約》使“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時中國的先進分子也開始放棄對清政府所報有的幻想,以‘驅除韃虜’為目標的資產階級革命開始在全國如火如荼的展開。”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對于一個壞政權而言,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在大清帝國最後的歲月中,從某種意義上說,維護穩定比改革變法還更重要。
  袁世凱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沒有因為義和團舉著“政治正確”幌子而投鼠忌器,忘記了穩定對于大清的重要性。哪怕抬出老佛爺,只要敢打砸劫掠,踐踏《大清律例》,一律法辦。
  但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正是由于袁世凱的嚴打,義和團在山東無法立足,才進入華北及帝都,掀起了耗盡大清氣數的群眾運動新高潮。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辛亥革命”十多年之前,大清掘墓人袁世凱就已經在挖坑了。


  袁世凱稱帝時群眾為何都點贊

  周淮安,游歷史

  01

  1915年夏,民國四年的中國一片混沌,社會上彌漫著焦躁迷茫的氣息。
  辛亥革命之後,清帝遜位,走向共和,但“共和”究竟是什麼?
  不僅普通老百姓不明白,精英階層也一知半解,甚至連孫中山、袁世凱都沒有清晰的“共和意識”。
  經過初期的權力爭奪與混亂之後,民國終于迎來了一次走上民主共和正軌的機會。
  1913年初,依據《臨時約法》,舉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會選舉。“中國憲政之父”宋教仁領導國民黨在國會兩院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已成定局。推行議會政治,走政黨內閣道路,用選舉替代暴力的權力更迭,一種中國從未有過的全新政治制度曙光初露。
  令人扼腕的是,隨著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這一歷史進程戛然而止,並走向了另一個方向。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袁,開創了民國武力解決政治爭端的先例。袁世凱以“叛亂”為由發布《解散國民黨通令》,進而解散國會,改責任內閣制為總統制,強化個人集權。
  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四年後,“中國走什麼路”竟然成了一個問題。

  02

  從袁世凱的角度看,“民國”完全是一鍋“夾生飯”︰皇帝沒有了,但中央政府也沒有權威,國會亂作一團,各地一盤散沙,內有革命黨不斷鬧事,外有日本人步步緊逼。比較起來,這民國還不如大清最後那幾年銳意改革,預備立憲的勢頭好。
  既然民國辦得不好,共和是條“邪路”,那能不能回頭走老路呢?
  領導有想法,下面自然有辦法。揣摩聖意,投其所好,中國從來不缺這樣的人才,論證“領導永遠是對的;如果領導錯了,請參見前一條”——這種命題簡直So easy。
  想當“帝師”的楊度一出手就是大招,成立“籌安會”,稱“以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適于中國”。
  聯署發起人雖只有區區六個,卻都是社會名流,且涵蓋了看似水火不容的左中右各派。不僅有同盟會的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等“革命黨人”,還有啟蒙思想家嚴復這樣大名鼎鼎的“公知”,據說連袁世凱見了這份名單都“極為歡悅”。
  一個忽然冒出來的“民間學術機構”,發起人是最高領導人的“智囊”,還有各種大V、公知加盟,研究課題是高度敏感的“中國往何處去”,但卻通電全國,生怕別人不知道——傻子都能嗅出其中的政治風向。
  于是,從北京到地方,各級官員進入了一種中國人熟悉的“表忠心競賽”,開始是比表態的先後速度,然後是比表態的肉麻程度,最後發展到極致——誰表態不積極,甚至沒有表出新意就是“不忠誠”。
  在這種爭先恐後,人人過關的氛圍中,後來發動“護國運動”討袁的蔡鍔將軍,當時也領餃簽名支持帝制。後來有人質疑他為何反復無常,他答復說︰“國體問題,在京能否拒絕署名,不言而喻。若問良心,則誓死不承……”
  連“為國民爭人格”的蔡鍔當時都只有隨波逐流,更別說那些本就善于逢迎的官場老油條了。各地紛紛成立“籌安會”分會,各省督軍都上書“勸進”,擁護帝制。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群眾也紛紛點贊。在不到十天內,“國體”問題就成了社會輿論熱點,各地吃瓜群眾熱烈討論後一致表示贊同“廢民主而立君主”。各種“自發”的“請願團”花樣百出,從商會請願團、教育會請願團到婦女請願團,最後甚至出現了乞丐請願團、妓女請願團……
  總之,社會各階層的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

  03

  拋開臉譜化的歷史觀,袁世凱並不是一心想當皇帝,而是想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從體制上解決時局的混亂。面對高喊“不要辜負”的群眾,袁世凱內心還是忐忑的,民意果真如此?那列強的意見如何呢?
  關鍵時刻,一個“坑爹”的人物出場了——“太子”袁克定。時年37歲的袁克定是袁世凱長子,1913年曾到德國治療腳傷,對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贊嘆不已,覺得帝制才是大國崛起之路,由此萌生了“太子夢”。
  他的“坑爹”水平最高,造出了外國民意。《順天時報》是日本政府在華的“官方機關報”,從其對華政策出發,經常抨擊北洋政府,影響力很大,連袁世凱都將之作為了解列強態度的一個重要渠道。當時,《順天時報》幾乎成了反對帝制的輿論旗手,天天唱衰袁世凱,呼吁列強不要相信那些所謂“民意”。
  袁克定于是不惜耗資3萬元雇人假造一份天天刊載擁護帝制消息的《順天時報》,專供袁世凱閱讀。
  這坑挖得夠深。連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帝國主義都點贊,老袁信心更堅定了。
  後來的事就順理成章,進入了高潮。1915年12月11日中華民國參議會開會投票,各省國民代表共1993人,全部同意投君主立憲票,反對票為0。當秘書長宣布全票通過時,各省代表高呼萬歲,集體歡呼。
  僅僅過了半個月,蔡鍔在雲南宣布起義,發動護國戰爭,討伐袁世凱。頓時天下響應,摧枯拉朽,南方各省紛紛起義,牆倒眾人推。
  同樣的一幫群眾,同樣的一幫官員,前幾天還在哭著喊著“表忠心”,現在個個痛罵老袁“竊國大盜”、“獨夫民賊”。
  勒龐在《烏合之眾》中說︰“信徒們總是窮凶極惡地打碎他們以前神靈的塑像。”

  04

  作為一個亂世梟雄,袁世凱絕非等閑之輩,初任臨時大總統時甚至被譽為“中國華盛頓”,其政治眼光和洞察力讓孫中山在內的對手都不得不佩服。
  制造民意、控制信息、欺上瞞下,對于他來說是小菜一碟。當年逼迫清廷退位的時候,老袁一邊讓北洋軍暫緩進攻,制造輿論要挾朝廷;一邊在扮大清“忠臣”,搞得隆裕太後對近侍說︰“袁世凱真是忠臣。”結果遜位詔書一加蓋玉璽,愛新覺羅的孤兒寡母才發現被老袁忽悠了。
  但一旦登上權力巔峰後,昔日梟雄卻對小兒科騙術都失去了辨識能力。
  權力是最好的春藥,但權力也是最好的麻藥。專制制度下,最高權力者從某種程度上講,其實是“穴居人”——你所看到,你所听到的,都是周圍人想讓你听到,想讓你看到的,山洞外的世界你一無所知。
  在“上下相愚”的較量中,對于臣子而言,能夠成功地討好糊弄住皇帝,就是最大的成功;對于皇帝而言,如果官僚集團成功地欺上瞞下,就是最大的失敗,最壞的結果甚至亡國。如果雙方達到一種力的平衡,都不要太過分,那就是“盛世”了。
  至于點贊群眾,無非是群眾演員而已。
  作為一個政治家,袁世凱的失敗在于,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所謂“民意”,沒有看到時代的大勢。一如孫中山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中國就像騎自行車,必須一直向前,速度可以慢,但不能停,一停車就會翻,更別說開倒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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