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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宗教界『反革命集團案』至今未平反

1-5-2018 20:37| 发布者: 清道夫| 查看: 558| 评论: 0|原作者: 清道夫

摘要: 话说高崗饒漱石事件(簡稱高饒事件,是指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的一起政治鬥爭事件)随着当今中共核心习近平的缘故可能会有所定性变化,因为他老爸习仲勋和高岗是陕西的老搭档,知道这个罪案是很多污蔑莫须有之处 ...

话说高崗饒漱石事件(簡稱高饒事件,是指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的一起政治鬥爭事件, 是中共全面執政後第一件內部鬥爭事件被冠以“反革命集團案件“的案件)随着当今中共核心习近平的缘故可能会有所定性变化。他老爸习仲勋和高岗是陕西的老搭档在文革因此被打為反黨分子,他應該知道这个罪案是很多污蔑莫须有之处。


这类中共内部反革命罪案实在还很多没平反的,是非曲直我们不是太完全弄明白。但是宗教界三宗反革命集团罪案也是至今未平反,而且根本不涉及什么政治因素。虽然基督徒不需要地上政权来平反,因为最终和最高审判在至高的神那里,但是这个国家是否进入新时代,标志之一就是这三大罪案能被推翻还当事人清白。而对基督徒来说,对于家庭教会来说,是否可以考虑和政府更多往来也是这个作为很大的障碍需要被挪去。


维基百科介绍如下

1、王明道反革命集團案:


是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王明道等反對「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新教基督徒作為「反革命集團」進行鎮壓的一起政治案件,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宗教界三起重大「反革命集團」案件中的第一件,略早於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案和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

背景[編輯]
1950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進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等三大運動,由於中美開戰,西方傳教士陸續被逐出中國大陸,中國基督教新教各大公會失去來自英美差會的支持,在政治形勢變化並失去經濟來源以後,迅速加入由中國新政府控制的三自愛國運動。1950年7月28日,吳耀宗等人在周恩來授意之下,聯名發表《三自宣言》,要求各地基督徒簽名,發起了這一運動。此時,只有一些中國基督徒創立的團體,如耶穌家庭、真耶穌教會和地方教會,認為自己早就實行了「三自」原則,基本未受政局影響,繼續擴展。這幾個團體雖然亦表示在愛國方面擁護三自原則,參加了1951年4月在北京召開的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1],以及隨之開始的控訴運動,但是並不為操縱三自的現代派所容,政府亦認為這些自立教會的危險性甚至高於有西方背景的教派,不久以後,這幾個基督徒團體就在1950年代的幾次政治運動中成為受打擊的主要對象。1952年,耶穌家庭在土地改革中作為惡霸地主被鎮壓,地方教會領袖倪柝聲作為資本家以經濟罪名秘密逮捕。

與上述規模較大的中國自立教會不同,王明道(1900年-1991年)始終強烈抵制三自愛國運動。他是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會堂的創辦人,這是一個獨立教會,約有七八百人聚會。但是王明道通過發行《靈食季刊》以及外出講道,在基要派信徒中具有相當影響力。王明道一貫激烈反對自由神學,稱他們是不信派。中共政府開展三自愛國運動以後,他自認與西方差會無關,不需參加此一運動。他沒有參加1951年4月的北京會議,他主持的北京基督徒會堂也不參加控訴運動,並著文批評一些基督徒為自保而賣主賣友的行為。他也在《靈食季刊》上,發表《真理呢,毒素呢?》(1954年)、《順從人呢?順從神呢?》(1954年)、《我們是為了信仰》(1955年)等文章,明確地反對現代派神學和三自教會,與當時的三自愛國運動領袖如吳耀宗、崔憲祥、丁光訓等進行辯論。1953年至1955年,中國各地陸續有很多已經加入三自的教會,受到王明道的影響,而退出三自。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地方教會。1952年倪柝聲被捕以後,10月20日,上海地方教會長老張愚之及北京地方教會長老閻迦勒前往拜會王明道[2],此後,大部分地方教會陸續退出三自。[3]

1954年7月,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政府也加緊步伐,爭取仍未加入三自的基督教團體。在1954年9月會議中,王明道以不能與「不信派」為伍的理由,明確表示拒絕參加此一運動。

1955年5月18日,天津聖會所牧師、原基督徒會堂同工徐弘道因反對「三自」而被逮捕。

經過[編輯]
第一次逮捕[編輯]
1955年7月,從批判胡風開始,中國大陸各地展開了肅反運動,要求「肅清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7月11日,三自委員會的官方刊物《天風》周刊發表社論《加強團結,明辨是非》,稱王明道是「中國人民的罪人,教會的罪人,歷史的罪人」[4]。這篇社論出自上海市宗教事務處處長羅竹風之手[5],隨後三自組織對王明道的大規模批判。凡是在基督徒會堂聚會的高校學生均被要求檢舉王明道的問題。北京醫學院、協和醫學院數名學生被捕,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吳德祥跳樓自殺。

8月7日,王明道在基督徒會堂最後一次講道,題為《他們就是這樣陷害耶穌》。8月8日凌晨,王明道和妻子劉景文被捕,被控以反革命罪。同時被捕者還有東大地福音堂的彭宏亮、交道口東大街基督徒聚會處的王鎮等20人[6]。9月14日,廣州大馬站福音會堂的林獻羔、王國顯、張耀生亦被指為王明道分子被捕。

政府對基督徒會堂的信徒施加壓力,最後有407人轉變,「與王明道反革命集團劃清界限」。基督徒會堂在楊潤民的帶領下加入三自。

王明道入獄後,承認了很多罪名:包庇反革命、離間教徒與非教徒的關係和鼓勵信徒與政府對立、破壞三反運動、破壞抗美援朝、破壞兵役法、對吳耀宗先生進行人身攻擊、反對基督徒自己發起的三自愛國運動、破壞新婚姻法、破壞社會主義建設。這些罪名里除了反對三自運動,另外的都可以說是牽強附會、無限上綱,甚至荒誕無稽,比如他講過「基督徒不可離婚」,這就構成了「破壞新婚姻法」的罪。他寫了一份材料《立功贖罪計劃》,答應「出監以後,帶領教會參加三自會」。

釋放[編輯]
1956年9月29日王明道被釋放。次日到青年會,向100多名三自成員公開宣讀自己的認罪材料。此後,他自認沒有資格再講道,離開基督徒會堂。

第二次逮捕[編輯]
由於王明道沒有履行在獄中與三自運動合作的允諾,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劉景文夫婦又再次被捕入獄。有一說王明道與夫人第二次入獄是自己到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根據王長新《後四十年》來看,此說有誤。而且他進監不久,聽說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龔品梅被判無期徒刑,為了能獲得輕判,於是又表示出監以後要參加「三自」。[7]

1961年,北京市人民檢察院起訴王明道為經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1963年7月18日,王明道以反革命罪被判無期徒刑,劉景文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法院確認王明道的罪行是竭力破壞全國基督徒發起的三自愛國運動,堅決與政府對抗。

事後[編輯]
1963年王明道被正式判刑之後,全部推翻以往的口供。「文革」期間,他在監獄裡面被別的犯人批鬥,吃了不少苦頭。

劉景文十五年刑期滿後,又加上四年刑滿勞動,直到1977年才被釋放。王明道在入獄22年後,於1980年1月9日獲釋,到上海其長子王天鐸處定居。1982年王明道欲寫信要求平反,為妻子劉景文阻止。1984年以後在家中帶領家庭聚會,大概有四五十人,仍然不參加「三自」。1991年7月28日,王明道在家中去世,享年91歲。王明道夫婦合葬於蘇州郊外東山華僑公墓。

2000年以後,王天鐸為王明道就此案進行申訴,被駁回。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移至 ^ 王長新《又四十年》
移至 ^ 王明道:《又四十年》第七章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07-02-26.
移至 ^ 陳福中編《汪佩真傳》第十九章:《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陳福中著)
移至 ^ 《天風》周刊26-27期社論:《加強團結,明辨是非》,1955年7月11日。
移至 ^ 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77頁。
移至 ^ 王長新《又四十年》93頁
移至 ^ 王長新《後四十年》。
來源[編輯]
王明道:《五十年來》(My Fifty Years). 香港晨星書屋,1950.
王長新:《又四十年》(The Last Forty Years). Canada Gospel Publishing House,1997.
王明道日記選輯,靈石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
林榮洪:《王明道與中國教會》,中國神學研究院出版,1982年8月
Leslie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王約瑟:《王明道見證》
袁相忱:《憶神僕王明道先生》,《中國與教會》第86期第11頁,1991年1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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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案

教內稱九八教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50年代對時任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的龔品梅等180多名天主教神職人員、修道人員和教友作為反革命集團進行鎮壓的政治案件。

1949年以後,外國傳教士陸續被逐出中國大陸,但是仍有不少中國天主教主教、神父要求信徒繼續忠於羅馬教廷。其中包括新就任的上海教區首任中國籍主教龔品梅和一批神父。他們阻止信徒參與批鬥等有違天主教教義的政治運動,尤其抵制中國新政府對天主教會的「改造」行動,拒絕在教會內開展「反帝愛國運動」,不參加由官方組織的「中國天主教教友愛國會」。1951年,從天津開始,中國大陸各地陸續將天主教教友團體聖母軍作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又有一些外國傳教士被指控為間諜。龔品梅以主教身份,阻止聖母軍成員向政府登記退團,提出「不投降、不退讓、不出賣」的口號。

中國政府決心鎮壓不與其合作的由龔品梅主教領導的上海教區,在精心的預備之後,於1955年9月8日晚,採取大規模搜捕行動,將龔品梅主教,金魯賢、張希斌、朱洪聲、范忠良等30多名神父,以及教友,共183人逮捕入獄[1]。據稱在四川南路的洋涇浜聖若瑟堂主教府內發現了發報機、手槍等罪證,隨後舉辦罪證展覽會,組織信徒參觀,然後進行聲討大會。

1960年3月17日,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案在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公審。

首犯龔品梅被指控從事反革命活動,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5年7月3日,龔品梅在被關押30年後,獲得假釋。1988年5月11日,龔品梅被批准去美國治病探親。2000年龔品梅主教在美國康乃狄克州史坦佛市去世。

多名神父被判處有期徒刑:

陳哲敏:羅馬傳信大學教授、哲學博士,羅馬教廷駐華公使中文秘書。1951年9月6日被捕。1960年判處20年有期徒刑。1961年8月26日死於安徽省廬江縣白湖農場。
朱樹德:君王堂本堂神父。1953年6月15日被捕,判處20年有期徒刑。刑滿後留在安徽白湖農場。1981年11月再次被捕,1983年12月28日死於安徽省合肥市監獄。
張希斌:大通路小德肋撒堂本堂神父。1955年9月8日被捕。1960年3月17日被判20年徒刑,1978年釋放。1981年11月再次被捕,關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後因病軟禁在上海教區收容所,1990年去世。
朱洪聲:君王堂副本堂神父[2],1955年9月8日被捕,1960年判刑15年,刑期滿後留場就業,1981年11月19日因組織組織信徒赴上海佘山朝聖,作為「朱洪聲反革命集團」首要分子逮捕[3]。1983年3月21日判處有期徒刑15年[4]。1987年根據公安部指示減刑釋放[5]。
范忠良:上海教區大修院(母心修院)理院神父。1955年9月8日被捕,1958年判處20年徒刑,在青海省墳場從事搬運屍體的工作。刑滿後留在青海勞改農場就業。1985年范忠良由當時的青海主教秘密祝聖為天主教上海教區龔品梅主教的助理主教。2000年范忠良接任龔品梅主教的上海教區正權主教職位,但未獲中國政府承認、並且常年受到監視。
金魯賢:徐家匯大修院(母心修院)院長。1955年9月8日被捕,金魯賢在監獄中度過了18年,又接受勞改9年,在北方從事翻譯工作,最後在1982年釋放。1985年1月27日,金魯賢由張家樹祝聖為上海教區助理主教(自選自聖),沒有得到教宗的任命和批准。1988年,張家樹去世,金魯賢成為愛國會的上海教區正權主教。此後,經他本人申請,獲得與羅馬的共融,獲教廷承認為上海教區助理主教。
傅鶴洲:上海教區的理財神父。1953年7月7日被捕,1960年判15年,在安徽白湖農場服刑,1981年11月再次被捕。
陳天祥:耶穌會長秘書,1953年7月7日被捕,
陳雲棠:徐匯小修院院長,判12年,同陳天祥、蔡石方、朱洪聲、朱副主教同在江西馬檔勞改。
蔡石方:徐匯大堂本堂神父。1953年7月7日被捕。1955年9月8日再次被捕,判12年,刑滿後繼續被留場勞教。1981年11月第三次被捕,又判10年。1989年初保外就醫,後赴美服務于海外華人,足跡遍及美澳各地。1997年病逝於紐約。
王仁生:1953年7月7日被捕,1960年3月判刑,12月22日死於安徽荻港服刑地點。
朱雪帆:1955年12月被捕,1960年3月17日被判十年,在江西馬當服刑,後死於上饒勞改營。
劉季澤:
嚴蘊梁:徐匯修院神師,1955年9月8日被捕。入獄三十餘年,1994年病逝於常熟。
吳應楓:虹口聖心堂神父,1955年被捕,判15年,1977年死於安徽白茅嶺。
沈百順:耶穌會士,死於上海監獄。
陸達源:在修院教文學及翻譯,1955年被捕,入獄二十餘年,1991年在加拿大去世。
李季才:
傅玉堂:1962年死於安徽省廬江縣白湖農場。
參考文獻[編輯]
移至 ^ 上海公安志 >> 第二編懲治反革命罪犯 >> 第四章打擊以宗教作掩護的反革命分子. [2011-05-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4-21).
移至 ^ 盧灣區志 >> 第三十二編民族·宗教 >> 第二章宗教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09-01-09.
移至 ^ 中共上海黨志 >> 第八篇統一戰線 >> 第五章貫徹民族和宗教政策 >>第二節 宗教工作
移至 ^ 上海宗教志 >> 大事記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16-03-27.
移至 ^ 上海公安志 >> 第二編懲治反革命罪犯 >> 第四章打擊以宗教作掩護的反革命分子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1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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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

是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倪柝聲等地方教會人士作為「反革命集團」進行鎮壓的政治案件。

目錄  [隱藏]
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是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倪柝聲等地方教會人士作為「反革命集團」進行鎮壓的政治案件。

目錄  [隱藏]
1        背景
1.1        鼓嶺土改
1.2        控訴運動
1.3        三反五反運動
2        經過
2.1        抓捕倪柝聲
2.2        兩次抓捕之間的地方教會
2.3        擴大抓捕和鎮壓
2.4        審判
3        事件之後
3.1        信徒
4        參考文獻
背景[編輯]
1950年以後,中共正在進行三大運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外國傳教士陸續被逐出中國大陸,基督教各大公會失去來自英美差會的支持,在政治形勢變化(控訴運動)並失去經濟來源以後,迅速加入由中國新政府控制的三自愛國運動。此後,仍處於中國政府控制之外的就只剩下一些中國基督徒創立的團體,如耶穌家庭、真耶穌教會和地方教會,認為自己早就實行了「三自」原則,因此基本未受政局影響,繼續大傳福音,大講屬靈生命之道,在1949年—1951年間的短時期內繼續迅速擴展,甚至達到歷史上的鼎盛時期。不過,不久以後,這幾個基督徒團體就在1950年代的幾次政治運動中成為受打擊的主要對象。

鼓嶺土改[編輯]
1950年,土改運動開始,倪柝聲、李淵如、俞成華、汪佩真聯名指示全國各地475個聚會處負責人,發動信徒32782人簽名,送往福建省人民政府,要求保留鼓嶺執事之家的房產土地。後來,鼓嶺執事之家被定為團體地主,[1]。1951年3月,全體在鼓嶺執事之家的人員受到管制,達半年之久。管制結束之後,執事之家的全部土地、房屋概行沒收,執事之家的人員全體離開。[2]。1952年1月19日,《天風》發表福州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處關於鼓嶺基督教執事之家破壞土改問題的調查報告,將其定性為破壞土改的政治罪行,並將矛頭直指倪柝聲本人。

控訴運動[編輯]
韓戰期間,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宗教事務處在北京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倪柝聲應邀參加,「擬了一個通知,是由北京協和印刷局承印的,通知聚會處的信徒都要擁護三自」[3]。

在這次會議上,開始了「基督教控訴運動」。控訴運動在原來有西方差會背景的教派中推行順利,但是在地方教會中,雖然亦召開了控訴會,但是並無帝國主義分子可供控訴,於是政府工作隊將批判矛頭指向地方教會的屬靈信仰,稱之為「落後思想」。由於信徒的內心抗拒,在大部分地方地方教會進行的控訴運動,總體而言無法達到政府預想的效果。

在上海南陽路聚會所內舉行的控訴會上,信徒吳維尊在政府指導員的推動下,起來「站到人民立場上」控訴姊妹蒙頭、詩歌、傳福音等四個問題,激起信徒強烈的反控訴情緒,會場陷於一片混亂。

政府組織的控訴運動,僅在南京等少數地方的地方教會中有所進展。在1951年6月舉行的全市控訴大會中,地方教會被指控為「一貫散布反動謠言」,長老丁榮施上台檢討,但仍被認為不夠深刻。8月14日,南京《新華日報》刊登文章《揭開屬靈的外衣—祠堂巷聚會處的反動活動》,將地方教會定性為「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利用來進行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工具」[4],8月,政府發動南京地方教會的裴宏恩、任定一、傅保羅、張西吉等信徒,控訴雷志伯、季永同、丁榮施、馬宗符等長老把持教會,女信徒在教會中說話要蒙頭,不許男女信徒一起談天等,並刊登在《新華日報》上[5]。

同年年底,北方一處較大的地方教會——青島地方教會的張子潔長老以「反革命罪」被捕。

1951年底,倪柝聲向政府控告三自革新委員會在進行控訴運動時,出現以現代派打擊「屬靈派」的問題。

三反五反運動[編輯]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下令將倪柝聲經營的中國生化製藥廠併入瀋陽東北製藥總廠,倪柝聲擔任工廠管理委員會主任[6]。1952年2月,針對私營業主的三反五反運動在上海宗教界展開,政府及三自委員會大力推動信徒揭發犯有行賄、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五毒罪名的「基督教敗類」,三自運動領袖之一劉良模亦配合運動,發表文章,要求「揭穿」「隱藏在教會內」的「大老虎」的虔誠面貌[7]。上海地方教會所辦以琳印刷所的工人亦受鼓動,張貼許多控訴標語,事後參與的工人遭到教會處理,被停止擘餅。

經過[編輯]
抓捕倪柝聲[編輯]
1952年4月10日,倪柝聲被東北公安部秘密逮捕,關押在東北。其審理時間長達四年。起初被控以偷稅漏稅罪名。

政府、三自和地方教會都封鎖倪柝聲已經被捕的消息,絕大部分信徒都是在數年後才了解這一消息。

兩次抓捕之間的地方教會[編輯]
倪柝聲被捕以後,上海地方教會的同工、長老對三自的態度趨於強硬。1952年10月20日,張愚之在北京,由當地教會長老閻迦勒陪同,前往拜會激烈反對三自運動的史家胡同基督徒會堂負責人王明道[8]。「1954年底,上海聚會處正式表示,要改變倪柝聲參加三自的決定,退出三自。」[9]

1953年至1955年,各地地方教會陸續宣布退出「三自」。1955年4月,北京地方教會正式宣布退出「三自」。

擴大抓捕和鎮壓[編輯]
肅反運動中,多處地方教會領袖遭到抓捕。

1955年5月,南京教會長老季永同及8名信徒因散發意見書而遭逮捕。杭州教會負責人趙避塵、徐永明以非法行醫罪名被捕[10]。8月,北京教會長老閻迦勒受王明道案牽連被捕,寫《樣樣都看清楚了》檢討自己的反三自言論。

1956年1月,在中國大陸多個省份,尤其是地方教會信徒眾多的浙江省、福建省,展開針對地方教會的鎮壓行動,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大批教會領袖。

1956年1月29日夜,主日擘餅聚會結束以後,同工長老汪佩真、李淵如、張愚之、藍志一(均住在銅仁路文德里)、朱臣、陳本偉、孫凱、初立明、李銘亮等一同在上海被捕。南陽路聚會所辦公樓被公安局占領,未被逮捕的其他十幾位同工長老,包括俞成華、唐守臨、周行義、杜忠臣、宣常銘、顧伯濤、任鍾祥,以及左弗如、倪規箴、郭孩真、劉慧芬、桂如玉、紀鍾毓等女同工,均被分別關押在會所樓上隔離審查[11],要求交代倪柝聲的問題。七、八十位男女執事全部集中到新閘路常德路培明中學交待問題。

俞成華始終拒絕控訴任何人,以求良心平安[12]。政府認為他抗拒交待,從嚴處理,20天後被關進監獄拘留審查。由於接受日夜輪流審訊,睡眠不足,俞成華的身體狀況迅速惡化,昏迷了三次,4月12日被保外就醫,4月13日在上海宏仁醫院去世。左弗如、唐守臨、任鍾祥等人宣布站到「人民立場」上,左弗如還撰文《神在我的軟弱上顯明了他的大能》,描述她思想轉變的過程[13]。

1月29日當天自下午起,上海市宗教事務處召集全國三自全體常委集中在文化俱樂部召開座談會,直到午夜,宗教事務處處長羅竹風宣布汪佩真、李淵如、張愚之、藍志一已經被捕,於是全體三自常委熱烈鼓掌,表示感謝政府為基督教界除害[14]。

1月31日,市政協召開座談會,在會上控訴「倪柝聲反革命集團」。從1956年2月8日起,上海市公安局在南京西路銅仁路口衛生學校舉辦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罪證展覽會,組織1.3萬多人參觀。2月3日,政府在南陽路聚會所召開4000人的控訴大會(包括江、浙地方教會以及上海各公會的負責人),執事劉約翰(中山醫院醫生)、許梅驪(二醫學生)、張主懷(交大學生)、女同工左弗如、郭孩真、喬靜文、范在甲(生化藥廠工人)、陳說如(以琳印刷所)、張振華和張錫康共10人上台揭發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罪行。政府又組織這些政治積極分子成立信徒學習委員會,領導信徒學習政治。

審判[編輯]

蘇州香山公墓的倪柝聲墓碑
1953年倪柝聲案移送上海審理,同年審理結案。隨後在監獄內反省數年,以後配合政治運動的需要,才在選定的合適時機進行公開判決。1956年6月21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理判決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

檢察院的起訴書指控倪柝聲多項遠遠足以判處極刑的聳人聽聞的罪名,儘量上綱上線,「批判從嚴」,「穩、狠、准地給予嚴重打擊」:

政治反動:
在1940年代不贊成學生信徒上街進行反對國民政府的遊行示威(因為堅持順服政府權柄);
誘騙青年學生去台灣;
欺騙政府,雖然是中國人自辦教會,卻與外國傳教士有過來往,對他們還有過同情,因此沒有站在堅決反帝的人民立場上;
發動反共祈禱;
向國民黨政府提供情報;
經濟罪名:偷漏巨額稅款172億元(舊幣);
生活罪名:荒淫無恥,甚至有與女同工沒有頭部的電影膠片公開展覽。
倪柝聲以其一貫的作風,在法庭上沒有否認對他的指控。但是一些人指出,許多證據明顯失實。例如當年的攝影機極為笨重,拍攝影片需要多人協助,因此姦淫罪的指控顯然是捏造的謊言;又如偷漏巨額稅款172億元,數目超過生化藥廠總價值,太過浮誇,也屬當年流行的一種剝奪資本家財產的手段,令人無法相信。

法院在量刑時似乎只是採納起訴書的一小部分指控,其中沒有提及姦淫罪名,顯示其證據不足,未能採信。最後將倪柝聲判處有期徒刑15年,關進上海市提籃橋監獄。倪柝聲15年刑滿以後,當局將他繼續關押,[15],最後在1972年6月1日凌晨,倪柝聲在安徽省廣德縣白茅嶺監獄(屬於上海市管理)逝世。現在倪柝聲與妻子張品蕙、二弟倪懷祖、弟媳徐奉先一同安葬在江蘇省蘇州市郊外的香山公墓。

1958年10月,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其他案犯判刑。李淵如、汪佩真被指控在倪被捕後,變本加厲地組織反政府行動(退出三自),以反革命罪被判處15年徒刑。兩人都一直沒有出獄,文革期間病故。張愚之判刑12年,在青海勞改。釋放後由於幫助基督徒逃離上海、傳福音等罪名再次被捕,於1970年4月25日在上海人民廣場公審後被槍決。藍志一判刑10年,押解青海勞動改造。釋放後,返回家人居住地武漢。陳本微判刑十年。

事件之後[編輯]

上海南陽路會所(現被改設為「靜安體育館」)
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在經大肆宣傳之後,起到了威嚇宗教界的效果,部分地方教會重新加入三自,1958年的獻堂獻廟運動得以順利進行。上海地方教會不少信徒當時深受挫折 ,離開聚會,也有少數信徒如許梅驪轉而配合政府,控訴地方教會和倪柝聲。

1956年,上海聚會處經過改組,由唐守臨、任鍾祥以及左弗如負責。他們和北京地方教會的負責人閻迦勒宣布再次革除倪柝聲[16]。1958年,中國大陸基督教於實行聯合禮拜。上海教會使用不到10年的南陽路聚會所也被迫「獻給」國家,後來改為靜安體育館。

許多基督徒不相信這些指控屬實,並同情倪的遭遇。後有證據顯示,對倪和地方教會的逼迫,是由三自運動的領導人吳耀宗誣告造成的,其目的是強迫當時最大的獨立本土教會團體加入三自運動。但倪的家人和1980年代出獄的藍志一,由於地方教會的信仰特點,沒有要求政府平反。[17]不過,有一些反對倪柝聲神學立場和地方教會觀點的人士,如香港建道神學院的梁家麟,最近出版了《倪柝聲的榮辱升黜》,堅持相信中共1950年代對倪的指控並非捏造,梁家麟因出版此書,受到地方教會內外一些基督徒的多次批評和抗議。[18]

信徒[編輯]
許梅驪
許梅驪是一位以控訴倪柝聲而著稱的女士。中學時代加入上海地方教會。1956年,當時她為上海第二醫學院學生,配合中共政府,控訴地方教會和倪柝聲[19],又去天津教會組織對夏習靈長老的批鬥會。不久放棄信仰。畢業後留在上海醫院工作。此後要求加入共產黨未獲批准[20]。1980年代移居美國。2011年出版《難泯歲月— 我和上海地方教會及倪柝聲》,為自己當年的出賣行為辯護,並且繼續控訴倪柝聲和渲染當時控告倪柝聲的官方「證據」,引發頗多爭議。

參考文獻[編輯]
移至 ^ 福州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處關於鼓嶺基督教執事之家破壞土改問題的調查報告,《天風》總298號,第9頁,1952年1月19日
移至 ^ 陳福中編《汪佩真傳》第十七章-《鼓嶺執事之家結束》(黃得恩著)
移至 ^ 王長新《又四十年》
移至 ^ 時行:揭開屬靈的外衣—祠堂巷聚會處的反動活動,新華日報,1951年8月14日
移至 ^ 任定一:控訴祠堂巷基督徒聚會處控制思想行動、包辦婚姻、毒害青年的罪行,新華日報,1951年9月14日
移至 ^ 李承楨:在白城子的點滴回憶
移至 ^ 劉良模:《宗教界人士快來參加打老虎運動》,《天風》總303號,第1頁,1952年3月1日
移至 ^ 王明道:《又四十年》第七章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07-02-26.
移至 ^ 陳福中編《汪佩真傳》第十九章:《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陳福中著)
移至 ^ 邢福增:《反帝,愛國,屬靈人-倪柝聲與基督徒聚會處研究》124-125頁
移至 ^ 張錫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光榮出版社,2012
移至 ^ 俞崇架:《至聖所內生活――俞成華軼事》,中國大陸聖徒見證事工部,2003年
移至 ^ 左弗如:「神在我的軟弱上顯明了他的大能」,「信徒學習委員會」<通訊>第一期,1956年
移至 ^ 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77頁
移至 ^ 陳終道:倪柝聲,張品蕙為信基督而死
移至 ^ 任鍾祥:《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簡史》
移至 ^ 參見
移至 ^ 梁家麟:《倪柝聲的榮辱升黜》(香港:巧欣,2004)。
移至 ^ 我控訴, 許梅驪, 天風. 1956.2.20
移至 ^ 許梅驪:《難泯歲月— 我和上海地方教會及倪柝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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