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apshot 发表于 5-19-2012 18:08:44

基督教把王权关进笼子 来源: 李晓岩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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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7.4”美国国庆日,布什总统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权力者的驯化。无数实践证明:人民若想幸福,最重要的就是驯服统治者,把他们关进笼子里。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就是让人民掌握监督权。统治者只能享受有限的隐私,没有暗箱操作的机会,从而大大减少腐败的可能。1215年英国颁布的大宪章,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经过反复较量,到1689年,王权成了摆设。
  是谁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是谁使王权成了摆设?有人说,是人民用人权的“紧箍咒”把统治者逼进了笼子。那么,请问:一盘散沙的人民为何有如此大的能耐?是谁把他们组成了抗击专制王权的钢铁长城?是谁避免了他们重走专制的老路?
  答:是信仰上帝的基督教。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说:基督教会是野蛮文明过度到正义文明的桥梁;宗教是文明的基础、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文明生机的源泉。
  基督教的伟大,在于它通过信仰把人们组织起来,结成了抵抗王权的统一战线,终于使王权受到制约。其它神权和儒教都没有办法把受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当然就制约不了王权。没有团结合作的组织,个人面对强大王权将一事无成!事实上,1215年,英国贵族是在教会大主教的策划下起义的,而《大宪章》的签署被学界公认为现代民主宪政的第一步。
  神权是精神的威权,需要人们心灵的认同,是一种分散性的权力。帕斯卡尔(Pascal)说:“正义与权力必须合一,如此正义方有行使之权力,权力也方能符合正义之要求。”神权最初就是一种具有正义性质的权力,否则,难得得到人们心灵的认同。而王权(即政府的权力)是人际的威权,以暴力作后盾,是一种垄断性质的权力,属世俗的范畴。众所周知:思想支配着行动,精神支配着物质,因而神权理应高于世俗王权。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公权力受制于一定的正义理念,脱离赤裸的暴力。王权若没有神权的监督与制衡,王权就会堕落腐化,成为人间的祸害,社会就不能良性发展。所以,宗教对政权精神指引是必要的。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个人和家庭都无法与专制政府抗衡,唯有基督教会是抵抗专制王权的中流砥柱,勇敢地抗击来自各方尤其是国家对个人权益的侵犯。上帝对国王有一种威吓作用,国王如果欺负老百姓、迫害反对派,死了要下地狱的。上帝反对人们拜人、拜物,这是抵制专制的灵魂基础。信仰神的人坚决反对崇拜人,反对给领袖下跪,这成就了西方人的骨气,诸侯贵族和市民都打着圣经的旗帜反抗王权。中世纪西欧各国都服从教皇的仲裁,皇帝也要教会加冕。王权因为有神权的制约,显得相对的弱小,代表垄断势力的王权较易摧毁,从而诞生了分权民主。所以,在国家专制主义横行的地方,几乎毫无例外地要对基督教会进行压制。基督教会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是一个国家人权与民主状况的晴雨表。
  1.犹太教对专制王权的最初抵制
  产生伟大的希伯莱文化的地方——现今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地理环境在四、五千年前比中国夏、商、周要糟糕得多,亚伯拉罕、雅各多次因大饥荒离开家园到埃及,以至他们的子孙在埃及当奴隶4百年。犹太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偏重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的文化。所以犹太人才无法忍受埃及统治者的压迫。
  去吧,摩西,
  去那远方的埃及
  告诉老法老,
  “让我的人民离去。”
  让我的人民离去,
  他们无法忍受残酷的压迫。
  去吧,摩西,
  去那远方的埃及
  告诉老法老,
  “让我的人民离去。”
  “主是这么说的,”
  勇敢的摩西说,
  “让我的人民离去;
  如果不肯,我就将你头胎孩子打死
  让我的人民走吧。”
  去吧,摩西,
  去那远方的埃及,
  告诉老法老,
  “让我的人民离去!”
  《圣经》记载,上帝听到以色列人的哀声,委派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摩西顺服神的召呼,将神的吩咐正告埃及法老:“容我的百姓去!”为了使法老正视这一从神来的命令,摩西借着神的大能降灾,审判埃及。在这期间,法老数次答应让以色列人离开,可是当灾情有所缓解时,法老竟又出尔反尔。最后神降下了第十灾,这一灾终使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在降下第十灾的那天夜里,神派灭命的天使巡行埃及全地,天使“逾越”过那些以涂羊羔血为记号的房屋,而将埃及一切头生的都击杀了包括法老的长子。
  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这个民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以色列外交家阿巴.埃班说:“出埃及是人类民族解放史的最初一幕,也是经典一幕”。犹太民族争取自由的历史正是从那时开始的。在3600年前,以色列人不愿当奴隶,为了自由舍弃了埃及的肉锅、葱饼;在摩西的率领下,几百万人拖儿带小地摆脱埃及法老王的奴役,浩浩荡荡地越过红海,奔向迦南之地时,这个民族无疑获得了自由。但这仅仅只是部分的自由,一种免于异族压迫的自由。
  出埃及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而是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的开始。如果说摆脱法老的奴役是以色列人自由的渴望的话,那么回到迦南那流着“奶与蜜”之地则是以色列人新的自由的渴望;人类的进步历史就是由这样一个个自由的渴望而发展起来的。
  当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摩西有巨大的权威,但他没有立自己为王。他总是看着天上,他认为自己只是上帝的一个仆人。正是这种向上看的价值取向,使他不专权。在旷野时代,摩西就开始了分权制,他把治理百姓的权力与责任分给有才能、敬畏上帝的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
  当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探知迦南之地的人民身强力壮、城池坚固时,他们绝望哭号,甚至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 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人民的意志总是薄弱而涣散的,他们一遇到困难就想打退堂鼓,他们就象流水一样总向地势低洼处流去,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有英雄才能以坚强的意志逆流而上,以乐观的精神和过人的智慧来领导人民走出困境。在这关键时刻,摩西走上了西奈山,花了整整四十天时间,在山上制作石板,他要为以色列人带来新的寄托:你们想到那流着“奶与蜜”的膏腴之地吗?那就接受“十诫”的律法吧!从此摩西创立了犹太教,成为现代民主思想的根本基础。
  人类自由之路艰难而坎坷、曲折反复,自由之路同时也是牺牲之路,也意味着要付出代价。在出埃及的长征中,以色列十二支派所环绕的是上帝的会幕,那会幕里不是端坐着一个战争的领袖,而是放着上帝的约柜(上帝吩咐摩西以贵重木材制成的方柜,柜内藏两块刻有“十诫”的石版)。他们忍饥挨饿40年,在矿野里的那一代人都死光了,连精神领袖摩西都死在矿野里。经过40年的寻寻觅觅、重建认同之后,才进入迦南美地。
  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中流浪、再到迦南,这是人类历史的缩影、是自由历史的缩影。这段历史的象征意义直到今天还强烈地存在着:今天,世界上有的国家已进入迦南之地,而多数国家还在旷野中流浪,找不到进入迦南之地的途径。《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只有那些拥有摩西、拥有《十诫》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进入迦南之地,享受自由的果实。而那些没有摩西、没有十诫的国家和民族,他们要继续在旷野中流浪或深陷法老的桎梏中。
  几千年来,每一个民族在走向自由时,都可隐约地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影子。只有那些经受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敢于付出惨烈牺牲的民族,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
  在那样一个环境极端恶劣的地方,并没有产生一个只为吃的文化,却产生一个直指灵魂、真理的信仰文化。在古代犹太人心目中,学者的地位要高于国王。犹太人对书本有一种由衷的尊重和狂热的追求。自孩子出生后就把一本抹了蜂蜜的《圣经》拿给孩子舔,意在让孩子从小就知道,书是甜蜜的。犹太人把书放在床头,放在床尾就是对知识的极大不尊重。
  1948年以色列复国时,以色列的那个地区还是一片沙漠,短短40年的时间里,以色列硬是把一片沙漠变成流奶和蜜之地。这期间还不停的发生战争。有人说这是因为以色列有美国的支持。如果一个民族精神出了毛病的国家,即使有上帝的支持,也是“扶不起的阿斗”!
  考古证明黄河流域原是原始森林、水土肥美,却被我们的民族搞得样千疮百孔、黄河断流。为什么同是灾变环境却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因为中国人只相信“物”,不相信“神不灭”。100多年前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不幸的民族,他们是中国人和犹太人,中国人只有躯体而没有灵魂;犹太人只有灵魂而没有躯体。今天,犹太人的灵魂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安息了;而中国人仍以木乃伊(爱默生语)的形式存在着,中国人的灵魂仍在风中流亡。
  进入迦南后,以色列人在历次反抗外族的侵略中都没有王,他们的成败不是靠军事组织和国家政权,而是靠上帝兴起的士师,士师是法官、是军事与宗教的领袖。士师中有一位勇士叫基甸,在讨伐敌人取得巨大胜利后,他有了空前的权威;当以色列人奴性发作,求基甸和他的子孙做他们的王。基甸说:“我不管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你们,惟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是华盛顿拒绝做皇帝的远古典范!自由不仅是不被别人辖制的自由,自由更深的含义是不去辖制别人。基甸就是一个拒绝辖制别人的人。
  圣经认为:人的生命应该直接对上帝负责,“人人皆祭师”,可“在真理中顺服”,享受人的天赋自由。当人的心中失去了这一份自由,要求受专制奴役时,就是一种堕落。
  没有上帝信仰的民众,没有人的权威就会心中不安,没君王也要去找一个王来管辖自己,所谓“想作奴隶而不可得”也。以色列人失落了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士师撒母尔为他们立王治理他们。上帝对撒母尔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撒母尔记》上8章7节)。上帝对以色列人警告:你们要立的王将使你们受专制的痛苦。撒母尔也警告以色列人:你们要立王,是在上帝面前犯了大罪。
  犹太人借他们的先知所传达的上帝之声来诅咒世俗的掌权者。信仰的权力属于上帝所立的先知,他们在地上的君王面前保持独立性,甚至君王也要由先知来膏立。君王的行为就受到了信仰系统很好的监督。多少君王因为犯罪被先知当着众人撕破老脸,低头认罪,从而有效地阻止了专制君王的恶行。
 

snapshot 发表于 5-19-2012 18:10:42

 2.基督教的诞生
  耶稣是基督教信奉的救世主,被专称为基督。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拯救世纪人,又圣灵降孕玛利亚而取肉身成人。12岁就与犹太律法师们坐而论道,30岁时领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耶稣在旷野中饿了40天,魔鬼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时,他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即真理)”。可见,真理高过食物,精神高过肉体。
  圣经反复强调,不准体贴肉体,只准追求真理。耶稣战胜魔鬼的诱惑后,然后回故乡传播福音。宣称“天国临近”,人们应当及时悔改,迎接世界末日的审判;天国是个崭新的世界,其间充满神的公义,是善良虔诚者的最终居所。信他的必得救,不信者将被定罪。抨击犹太教当权者。他行了很多神迹,门徒们纷纷猜测他救主“基督”(弥赛亚)。
  逾越节前夕,耶稣带领12门徒在耶路撒冷朝圣,市民们以君王的礼仪欢迎他。犹太统治者对这位“弥赛亚”既恨又怕,必欲除之而后快。
  逾越节之夜,由于门徒犹大的出卖;耶稣被捕时,一门徒拔刀砍伤了一差役;耶稣喝止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者必死于刀下”,并使神迹医好了差役之伤。
  耶稣被以“谋叛罗马罪”交给了罗马总督比拉多,次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彼拉多查明耶稣无罪,但统治集团的私欲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当时罗马的法律是世界上最公正的,耶稣之死暴露出再公正的法律也会被人的私欲扭曲。耶稣的遗体被安放在石墓中。三天后,墓空了,耶稣复活。他告诉门徒:“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第40日耶稣升天。
  耶稣被捕后,门徒们作鸟兽散,都否认与耶稣的关系,以免被牵连。耶稣复活后,于是大家确信耶稣是救人的基督,应验了圣经的预言。这一年的五旬节,门徒们重聚耶路撒冷一处祈祷,忽然雷鸣般声音从天而降,接着一条火焰般的舌头在空中盘旋,刹时飘落每个人的头顶。基督教把五旬节改称“圣灵降临节”。
  这些门徒在耶路撒冷建立了最早的教会,史称“使徒教会”。在一世纪中叶;以彼得为首的12门徒领导着基督教会。他们生活单纯、简朴,不图私利,没有利益冲突,按“彼此相爱”的原则在各地传福音。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照犹太人会堂的组织形式,选举7位长老负责管理钱物、分配日常事物。长老又称监督(bishop),以后演变为主教。
  基督教在犹太人中间传播,教会成了犹太教的一个新教派,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说,基督是接续犹太教的“本树”,而非“另发新芽”,他认为只有接受基督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因此,基督教信仰是犹太教的嫡传正统。当时的罗马政府容许古已有之的宗教存在,犹太教便是其中一种。正是这样,基督教被误为是犹太教,获得合法存在的地位。
  在第一世纪,基督教首先在犹太人中间传播,早期接受这宗教的主要是犹太人,所有使徒毫无例外地均是犹太人:到了第一世纪末,保罗的话却应验了,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拒绝基督。保罗是一位深受希腊文化熏陶的使徒,他所撰述的新约圣经,采用的不是亚兰文或希伯来文,而是希腊文。保罗是基督教“非犹太化”,让它得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普世宗教。
  在使徒行传里,基督教最早面对的迫害,并非来自罗马政府,而是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当局。司提反正是被犹太人最先搜捕而杀害的基督徒。
  3.舍身殉道
  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长,罗马帝国的官员们开始担心,基督徒可能会成为政治颠覆者,基督徒的布道将会把人们对罗马的忠诚转向上帝。许多罗马人也认为,基督教是社会秩序的大敌。尤其是基督徒们拒绝接受罗马信奉的诸神明,不从事罗马的祭典,藐视角斗士的竞技,不去公共浴场,赞美非暴力主义,不愿将罗马死去的和活着的皇帝敬为神明,不愿为罗马国家服兵役,终于在公元64年尼禄任罗马皇帝时遭到迫害。
  公元64年罗马大火烧毁了2/3座城市.火似乎是从正在改造的大圆形剧场烧起,蔓延全城,根据塔西佗的记载,罗马城的14个城区有3个完全被毁,7个部分被毁,只有4个未被波及。尼禄皇帝为了平息自己纵火的流言(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当时盛传这位“艺术家”皇帝在火起后,借着火光在阳台高歌《特洛伊的陷落》)。于是,尼禄就把纵火罪栽赃到基督徒身上。尼禄逮捕了大批基督徒,数以百计的人被处死。罗马统治者把轻视罗马诸神定为杀无赦的大罪,因此,基督教被定为轻视罗马诸神的叛逆者。教会被迫转移到地下。
  据记载,当保罗被囚禁在罗马之时,彼得也来到罗马并成为建立教会的主角,两人同在公元64年被尼禄钉死在十字架上,像耶稣一样为传播福音而殉道。后来,就在彼得殉教的地方建起了圣彼得大教堂,据说,教堂里珍藏着他的尸体。彼得和保罗殉难后,出现了一部名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书,它在《新约》中被称为“马可福音”,以复活的基督之福音和为主殉难的先知事迹,鼓励基督徒在严峻的考验中坚定信仰。
  公元70年圣城耶路撒冷被毁后,出现了“路加福音”。这些为苦难而作的“福音书”成了《新约》的主体文本。公元2世纪后半期,《新约》正典的形成。
  《新约》中的上帝是超越了单一民族的“普世上帝”;天父之光普照大地,耶稣之爱惠及所有人。救主是徒手的先知,是无权无势的殉道者,仅仅是信仰的化身,只靠传播福音来征服人的灵魂。正是这种普世信仰催生出统一的普世教会,而统一的的普世教会才具有抗衡世俗国家权力的力量,才能从信徒的良知反抗演变出制度化抗衡。
  基督徒的效忠和虔敬只属于上帝及道成肉身的基督,而不属于世俗的君王。罗马政权迫害基督徒,不是因为有形财富,而是为了获得基督徒对王权的效忠;而基督徒的反抗,更不是为了财产等世俗利益,而是为坚守自己的信仰。于是,当基督徒宁死也坚持自己的第一效忠对象——天上之父而非地上之君的时候,超验信仰对世俗权力的抗衡就已经开始了。
  为坚守信仰而死,就是遵循为主而死的耶稣之道,不是耻辱而是荣耀。公元2世纪基督教主教德尔图良说:“基督徒们,即便在受刑将死时,仍感谢基督。”《殉道者行传》中记载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殉道故事。比如,波朗迪娜(Blandina)是位奴隶出身的少女,在最残酷的拷打中显现出超人的毅力和非人的坚强。最终,她被掷入网,成为狮子的食物(A.D.177)。
  普塔米爱娜(Potamiaena)是位纯洁的绝妙美女,她严刑拷打后,与她母亲一同被煮死于沸滚的铁锅里(A.D.202)。给这母女执刑的军人叫波希利德斯(Basilides),他被这一美丽的殉道场面所深深地感动,怜悯之极最终成为一名基督徒,后来他也被斩首,成了馨香的祭物。据说他临死之前普塔米爱娜(Potamiaena)在夜晚与基督一起显现,给他戴上殉道者的冠冕。那些为了信仰而殉道的教徒,不仅会得到上帝的眷顾,也会得到基督教的嘉奖。
  公元203年,众多基督徒在迦太基被囚期间自愿殉道,其中有位年轻的母亲,拒绝其父亲恳求她改变信仰,而是自愿在竞技场中受审。她被一只公牛掀翻在地,持剑的斗士却不忍对她下手,是她主动引导那位怀有怜悯之心的斗士把剑刺向她的喉咙。
  奴隶腓利西塔斯(Felicitas)和她的孩子一同被下在监里,但她怀着在天国见面的盼望,与孩子热吻而别,最终被猛兽撕碎吞噬。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论及基督教兴盛的五大原因时,他强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信仰而殉难的激情。”他说:“基督教徒对这些殉教烈士出于感激之情的崇敬,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成了宗教的崇拜;那些最出色的先知也理所当然地同样享受到殉教者的殊荣。在圣彼得和圣保罗光荣死去150年后,梵蒂冈路和奥斯提亚路都因为有这些精神的坟墓、或更应说是有这些纪念物的存在而远近闻名。”
  在3个世纪中,皇帝们发布了一系列反基督教的敕令,大肆屠杀基督徒。尤为罗马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所掀起的迫害基督徒的运动最为残酷。戴克里先皇帝命令各地拆毁基督教堂、烧毁圣经、逮捕首领,抗拒者一律处死,信徒财产与教会财产一律充公。在这次运动中,许多基督徒被夺去了生命。基督徒没有采取任何暴动,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被动,单单以殉道来厮守真理,赢得了许多新的皈依者。
  初期教会的圣徒们将信仰的气节坚持到底,保持了教会的生命力。教会以教产拯救孤寡,在信徒中有很大的权威。早期的教徒笃实虔敬对非信徒有极大的影响。公元2-3世纪,对政治失望的上层人物都加入到了教会。那些逼人喊万岁的皇帝死了,而耶稣却活着。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出戏能比这伟大,这些少数的基督徒连遭数位皇帝压迫、轻蔑,不屈不饶地忍受所有的考验,默默地添加人数,当地人混乱时,他们却在内部建立起秩序,以言词对抗武力,以盼望对抗残暴,最后击败了这个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恺撒与基督在斗技场上对势,胜利终属于基督。”
  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曾说:“你知道世上最令我震惊的是什么吗?就是武力的无能……最终武力总是被思想征服。”
  人类能有今天的自由,与耶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无数坚强的殉道士用他们的血肉之驱,与皇权抗争、与专政抗争、与人的兽性抗争,他们是人类自由史上闪光的勇士。
  

snapshot 发表于 5-19-2012 18:11:18

4.基督教成为国教
  在无法扑灭基督教运动的情况下,罗马帝国转而开始在帝国境内争取这些日益增多的基督徒的支持。公元261年罗马皇帝加列努斯发布了第一个容忍基督徒的训令,承认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合法存在,下令全数归还基督徒被没收的财产。
  311年,君士坦丁(311~317在位)皇帝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312年10月28日,君士坦丁皇帝在军旗上缀上十字标志,大获全胜。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免除基督教神职人员的税收、兵役等义务,允许教会接受捐赠,禁止在基督教礼拜日工作等。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率军击败李锡尼之后,除了色雷斯地区之外,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大都在君士坦丁的统治之下。李锡尼将自己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基督徒对君士坦丁的支持,就在自己统治的亚洲和埃及恢复了对基督徒的迫害。君士坦丁遂帮助东部的基督徒,为此他率领13万军队与李锡尼的16万军队决战,以君士坦丁的胜利而告终。李锡尼先受降并被赦免,之后又以阴谋叛国罪处死。这次胜利使君士坦丁统一了罗马帝国,并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君士坦丁大帝。他召回了被李锡尼驱走的基督徒,归还了他们的权利和财产。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召集帝国各地教会的近300名主教在尼西亚举行会议,解决各地教会在教义和教会体制方面的争端。这是基督教史上第一次“普世主教会议”。君士坦丁亲临会场,使大会谴责了当时最具实力的异端阿里乌派。会议最终通过的文件“尼西亚信经”成为对所有基督教会均有约束力的教义。随后,君士坦丁颁布了对基督教内部异端的禁令:凡是不符合这一信条的主张全是异端,异端的书籍一经发现必须焚毁,私藏者将被处死。
  公元330年5月11日,“新罗马城” 君士坦丁堡被正式确立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废除奴隶制度及剧场中残酷的角斗战,不准许屠婴(以前可以合法屠杀不喜欢的婴儿),取消钉十字架的刑罚等;禁止在新首都敬拜任何偶像,禁止异端宗派的集会并焚毁其会堂。
  阿奎利亚的鲁菲努(Rufinus of Aquileia)在其编年史中保存了君士坦丁在尼西亚会议上对主教们的讲话。君士坦丁承认,他在精神事务上对主教没有裁判权,而主教对全体基督徒有裁判权。尼西亚会后不久,科尔多瓦的荷西乌警告君士坦丁不要干预教会事务,上帝已把王国赐予他,而让教士掌管教会事务。公元333年,君士坦丁皇帝确认了主教的裁判权。
  君士坦丁为显示皇权的神圣和威严,特地要教皇加冕和拥戴,首开教皇加冕王位的传统。公元337年五旬节前夕,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受洗后不久,他便安详地去世。据说,他之所以特意安排在临终前受洗,是希望洗尽自己一生的罪恶。享年64岁、在位30年的伟大帝王的安葬仪式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十二使徒纪念碑旁举行的,该纪念碑建在城内最高山上的使徒教堂内。如此安葬,暗示着罗马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就是耶稣的第十三位使徒。
  公元354年,把基督诞辰确定为12月25日,也就是现在通行于全世界的“圣诞节”。基督教的胜利借助于君士坦丁大帝的庇护,必然使基督教的发展一直处在世俗王权的阴影之下,在漫长的王权和教权之间的争斗中,大都是王权占上风。所以,得胜的基督教并没有取得相对于世俗权力的真正独立。直到教皇革命后,基督教才真正取得了制度化的独立。
  在朱瑞安(361-363年在位)时期一度恢复了对基督教的迫害,但转瞬即逝。375年皇帝革拉生禁止向罗马诸神献祭。390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基督教立为罗马国教,并同时宣布其它的异教崇拜是非法的。391年东、西罗马皇帝禁止一切异教崇拜,连参观异教神庙也不允许。到此,基督教终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5.早期基督教对皇权的限制
  米兰人圣安布罗斯(340~397)在政教关系上确立以下几个原则:第一,教会在宗教事务上具有独立的管辖权,不受世俗权力的干预。国家的管辖权不能扩张到教会的事务上。他拒绝皇帝把教堂交给他人使用的命令,并说:“宫殿属于皇帝,教堂属于主教。”
  第二,教会有自己的裁判权,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服从。皇帝作为教会的儿子,也必须服从教会的权威和纪律。皇帝在教会之内,而不是在它之上。安布罗斯在给皇帝瓦伦蒂尼恩的信中说:“主教是基督徒皇帝的法官,皇帝不是主教的法官”。在道德问题上谴责世俗官员不仅是牧师的权利,而且是他的义务。虽然他承认世俗秩序的神圣性,坚持基督徒有服从的义务,但是,当统治者严重犯罪时,教士必须予以谴责。
  公元390年,他当着皇帝狄奥多希的面拒绝举行圣餐仪式,因皇帝为镇压暴乱而屠杀了无辜的7000人,并对皇帝实行“绝罚”——开除教籍。他在给皇帝的信中写到:“你制定的法律允许任何人不按照它去判断是非吗?你要求别人做到的,你自己也要做到,因为皇帝制定了法律,他就是第一个遵守法律的。神也斥责‘能说不能行’和‘把难挑的重担搁在别人肩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肯动’的人们”。皇帝不得不脱下皇袍向他忏悔。
  一个大主教要皇帝下跪忏悔,而中国的儒家只会给皇帝下跪。这就是东西方历史的巨大差别。孟子说威武不能屈,却反复地告诫弟子“为政不得罪巨室”,一副虚伪的小人相。
  第三,神职人员享有免于世俗司法权审判的特权。卡莱尔认为,“安布罗斯是教会独立的第一个倡导者,也是最清楚意识到皇帝权力在世俗事务中的有限性的教父之一。”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说:在古罗马历史最高祭司的职务总是由最杰出的元老和最高行政官担任;在基督教兴盛之后,“君王的精神地位却比最大一级的祭司还要低,所以只能坐在教堂内殿的围柱以外,与普通教徒混在一起。皇帝可以作为人民的父亲受到叩拜,但他对教堂的神父却必须表示儿子般的恭顺和尊敬,……”
  他论述了基督教会的权力:1)教会内部的自由选举;2)主教是传播上帝福音的权威布道者,也是教民品德的监督者;3)教会在经济和财政上的独立;4)教会拥有独立于世俗国家的司法权力;5)罗马教廷对所有地区的天主教教会的统一而独立的管辖权。
  6.圣帕特里克
  公元385年,帕特里克生于威尔士南部的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他16岁那年被爱尔兰海盗卖为奴隶,学会了爱尔兰语。五年后,他随商人回到家乡。回家后,他父母因他被劫而死亡,家里一片废墟,他当即进了修道院。又过了五年,他成了修道院的副院长。
  公元432年他在祈祷时,听到神的召唤:“我的孩子,你当去爱尔兰,开化那些不信教的人们”。第二天,他便前往爱尔兰,当地愤怒的异教徒企图用石头将他砸死。但帕特里克临危不惧,当即摘下一棵三叶苜蓿,形象地阐明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他雄辩的演说使爱尔兰人深受感动,有几个人接受了帕特里克主施的隆重洗礼。
  后来,当他把几个爱尔兰孩子带到教皇那里时,教皇说道:“这样漂亮的孩子,这样可爱的人类,怎么可以灭亡呢?快快去传福音。”教皇讲了这句话,当帕里克第二次再去传的时候,整个岛都欢迎他。
  这引起了国王马多克的不安,因为人们不再对他顶礼膜拜了。于是,他决定给帕特里克一个下马威。他代信说:要等到国王来教堂后才能做弥撒。
  那一天,人们正默默祈祷,等待国王,可时间渐渐过去,国王却迟迟不来,人们议论起来。这时,身披黑袍的主教帕特里克在一群神职人员的簇拥下走了进来。弥撒最后时刻到了。帕特里克开始祈祷,众人跟着唱起了赞美诗,人们的心思已飞到了上帝的身边。
  突然,一群嘈杂的声音由远而近,其中混杂着粗野的人声、号角狗马声。转瞬间,一群士兵冲了进来。教堂歌声嘎然而止,人们愣住了。国王马多克一身戎装、手拿宝剑,盛气凌人地走了进来,他粗野地吼到:“为什么不等我来就开始了,你们把我放在什么位置?!”
  “站住,不许你再上前一步”!帕特里克愤怒地说,“你象魔鬼一样蛮横,要我屈从你,不去遵循上帝的法规,这办不到!你亵渎上帝的教堂,必将受到惩罚,主会使你低头的。”
  这神圣而威严的话语刹那间征服了国王,马多克呆若木鸡,不知所从;片刻过后,转身跑出教堂。马多克怀恨在心,他派人驱赶帕特里克。一年后,人民起义推翻了马多克,他在王宫的卧室里自杀。
  公元462年帕特里克将十诫引介到爱尔兰(公元 565 年十诫成了苏格兰民法的一部份;公元 600 年十诫也变成英国律法的一部份),他让整个爱尔兰岛皈依了基督教,他教很多人能读希腊文。罗马帝国在鼎盛时代都无法征服爱尔兰和苏格兰,而他只身一人,仅用了三十余年就摧毁了德鲁伊教派的影响,将爱尔兰变成天主教地区。
  公元493年3月17日,帕特里克逝世,爱尔兰人为纪念他,将这一天定为圣帕特里克节。美国从1737年3月17日开始庆祝,1780年和1784年,费城和纽约先后成立了圣帕特里克友谊之子等团体,从此美国每年都庆祝这个节日。
  在东方基督教的规范教义中,没有“双城”之间的绝对差别,也没有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的分立,而只有政教合一的神学:人间如同天堂,皇帝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言人,皇权的世俗统治就是再现上帝的天上统治。所以,西方基督徒把拜占庭模式称为:“凯撒式的教皇统治。”也就是说,在东罗马帝国,凯撒这个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教皇、主教和教会的最高统治者。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东方基督教世界的政教合一传统及其绝对君主专制很少有过松动,阿拉伯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征服和伊斯兰教的兴起,进一步巩固了东方世界的政教合一的传统,而且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延续至今。 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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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对王权的驯化——伟大的教皇革命
  1.中世纪初期教权与王权的较量
  在耶稣的门徒中,彼得是创立了罗马教会的使徒。《新约》中,耶稣对彼得说:“你牧我的羊”,又对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块磐石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根据这两段经文,彼得被认为经耶稣授予了“释放与捆绑”的权力。后世的教会认为这意味着教会是一个特殊的政府,是一个在地上与君王分庭抗争的精神权力的中心。而教皇则是彼得的继承人。
  罗马教会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成为西部教会之首。罗马在西方教会中的最高权力,是由教皇英诺森一世(Innocent I,402~417年在位)确立的。公元440年,利奥一世(Lel I,440~446年在位的伟大者)继位时,教皇对罗马周围地区所享有的俗世权威已经变得相当重大了。利奥一世对来犯的匈奴人宣道讲和而使罗马城免遭劫难。及至查士丁尼皇帝(公元482-565)赶走了蛮族之后,曾有过上百万人口的罗马城,只剩下40万人,其中的一半人要靠教会的赈济才能活下来。罗马城五度被蛮族占领,三次被围攻。蛮族入侵者把罗马城的几百个雕像融化后用于制造武器。元老们大都死于战火,贵族政治失去了依托。由于外族入侵及罗马帝国崩溃,基督教会由此发挥了准政府的作。
  从5世纪开始,教皇在教会内部被赋予君主般的地位,形成了教皇君主制的理论。教皇格拉修斯(Gelasius)一世(492~496年在位)提出了 “双剑”论。他说,在基督那里,本来是君主、教主合为一体的;但基督深知人的弱点,便在尘世中将这两种职能分开,将两把剑一给君主,一给教主,并令他们互相提携。
  494年教皇格拉修斯在写给东罗马皇帝的一封信中说:“皇帝陛下:治理现世有两大系统,一为教士的神权,一为人主的君权。在‘最后判决’中,就是君主也必须由教主代向天主负责。就此点而论,则这两种权力中,教士权力的分量较重。……尽管您的尊严高踞全人类之上,不过在负责神圣事务的那些人面前,您需虔诚地低下高贵的头,并从他们那里寻求得救之道。您明白,根据宗教制度,在神圣事务的接受和正确管理问题上,您应该服从而非统治。在这些事务上,您依赖他们的判断而不是使他们屈从于您的意志。”
  496年他写道:“在基督降临世间之前,有些人虽然从事世俗事务,却正当与合法地同时是王和祭司。……但是,当基督这位真正的王和牧师莅临后,国王不再享有牧师的头衔,牧师也无权得到皇权的荣耀。……因为基督了解人性的弱点,为了其臣民利益,以精妙绝伦的安排厘定了两者的关系。他根据它们自身适当的行为和不同的尊荣,将两种权位区分开来,以使他的臣民因健康的谦恭而得到拯救,而不至因为人类的骄狂而再次迷失。这样,基督教皇帝为了得到永生需要教士,牧师在世俗事务上依赖皇帝政府的管理。按这种安排,精神行为远离尘世的侵害,‘上帝的战士’也不会卷入世俗事务,而那些从事世俗事务的人也不再掌管神圣事务。这样,两种秩序都保持着其谦卑,它们都不会通过使另一方屈从于自己而得到提升,每一方都履行特别适合于自己的职责。”
  格拉修斯阐述了政教分工原则,即主教权力和国王权力分开的原则。只有基督有资格同时是王和祭司,但人类必须将两者分开。他否定了罗马皇帝“牧师—国王”的身份,将原本结合一体的权位劈成两半,其中一半给了主教。他把人类生活区分为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建立了两个彼此独立的权力体系,其中每一个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最高的,每一个在另一个领域中都要服从另一个权威。国王在精神事务上服从主教,而主教在世俗事务上服从国王。
  在五世纪和六世纪混乱时期,教会承担了许多先前由罗马帝国履行的政治职责,并继续改变日尔曼部落的信仰。通过宣扬一种较高的道德,教会驯化了日尔曼民族的勇武习性。通过保持希腊和罗马的部分高度文化,使日尔曼人开阔了视野、接受了新思想。
  496年,法兰克人的墨罗温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克洛维率众归依基督教,并要求境内的教会接受罗马教会的领导。511年,规定任何人不得进教堂捕人,居民必须参加礼拜并不得擅自离开。549年,奥尔良宗教会议规定:主教有权修改法官的判决,有权处分渎职法官;神职人员免除徭役,教产全部免税。7世纪初,法兰克王国制定法律必须有全体主教参加;教会法在任何场合都生效,神职人员犯罪由教会法判决,世俗法庭无权处分。
  罗马主教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开始征召军队,罗马主教开始称为教皇或教宗。756年,法兰克国王丕平把罗马与拉文那地区献给教皇,为教皇国之始,直辖领土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以上。1870年其地并入意大利,教皇退居梵蒂冈(梵蒂冈面积109亩即0.44平方公里,占地20多条街;1929年与意大利签约,意大利承认梵蒂冈为主权独立国家)。
  矮子丕平于751年践祚为国王时,为赢得法兰克人的尊敬和拥护,请求教皇对其地位的认可,当时的教皇扎加利(Zacharias, 741-752年在位)下令丕平应该成为国王。这在此前法兰克人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其主要目的是在于使没有墨洛温王族血统之神圣力量的丕平,能够获得他自己所独有而且更强大的神圣力量,也即是上帝的恩宠。继751年第一次被教皇特使加冕之后,丕平还要教皇亲自给他施行第二次加冕礼。754年,斯蒂芬二世(Stephen Ⅱ)亲自到圣德尼修道院为他举行了这个仪式。这一天教皇宣布“禁止任何人从别的家族中选立国王,违者褫夺神职,并逐出教门”。这样就产生了“神授”的王权。
  罗马教皇利奥三世(Leo Ⅲ)在公元800年圣诞节那天,为法兰克王查理大帝加冕,封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兰克的国王与罗马的皇帝合二为一。教皇宣称有权将查理大帝置位于罗马皇帝之列,所依据的乃是教会的两个主要观点。其一是罗马帝国是《圣经》上曾经预言过的,是四大王国之中最后一个,在上帝亲率大军进行最后征服和审判前统治世间。当时有一位学者曾写道:“这个世界已趋衰老,我们都生活在末世之时”。若真如此,教会在世间就当是罗马帝国的承继者,从利奥三世到后来的但丁都持这种看法。
  那些授予国王以王冠的教皇及主教们实际上行使着对国王政府的一定的控制权。859年,秃头查理曾在一个声明中说明了这一点:“没有经过那些授予我王位的主教们对我的审问和判决,任何人不能将我赶下王位”。
  教皇制约皇帝的典型事例是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Ⅰ)对秃头查理的侄子罗退尔二世离婚事件的干预。856年,罗退尔娶勃艮第的一位伯爵的女儿端特贝格为妻,次年,国王指责她犯有通奸行为将其驱逐,并公开地与另一个自己所喜欢的女子生活在一起。858年,通过热水审考验,端特贝格证明自己无罪,这样罗退尔不得不再娶了她,但仍不断设法摆脱、刁难她,最终可能是因为确有其事,也可能是因为恐惧,她承认了被指控的罪名。于是,860年和862年间于亚琛召开的三次宗教会议上,端特贝格被正式定罪,且婚姻也被取消,并准许国王与他自己喜欢的人结婚。大约在859年,端特贝格就已经向此前一年成为教皇的尼古拉一世提出申诉,但直至862年在亚琛举行的三次宗教会议之后,尼古拉一世才派遣两名主教作为代表去调查此事。为此目的,863年在梅斯(Metz)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此次会议认可了前几次的宗教会议就此事所作出的结论。但这一决定传到罗马后,尼古拉一世从中看出了此决定是所有与会者的奴性和贪污受贿的结果,于是他凭自己的权威,不但取消梅斯宗教会议的决定,而且还免除了被派去调查此事的两名主教的职务,并命令罗退尔重新娶回端特贝格。虽然罗退尔国王试图反对,但最终还是服从了这一决定。
  从尼古拉一世就此事于863年写给梅斯主教的信中可以看出教皇主张的国王应受到制约的理由:“国王们若想统治好,首先他们自己要行得正,然后才能统治他人;如果他们不能根据法律来统治,他们就是暴君,反抗他们是一种权利和义务。”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国王,他们都应受到制约,尤其是受到教会的监督。
  加洛林王朝实行的是伯爵辖区制的行政制度,而代表王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伯爵则多是当地大封建主,他们有很强的自主性。为了严密控制他们,查理大帝就借助于教会力量,在实行伯爵辖区制的同时设立主教区,给予主教在辖区范围内的司法权,以限制和削弱伯爵的权限。不仅如此,他还派遣宫廷教士和官员担任“巡阅使”,全权代表王权监督和阻止地方官员对土地的贪婪。正如查理大帝所说:“凭那份进款和那份地产,凭那所修道院和那所教堂,我就可以使得某个臣属效忠。”而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长同样要为国王提供兵役、徭役和宫廷所需物品。查理大帝同时强化王权对教会的控制。首先,查理大帝以王权对教会圣职的任免取代宗教法规规定的教会选举权,随时罢免他认为不称职、不符合王权利益的主教和修道院长。推选教皇的权利原操在罗马城教士和教友手中,但在查理大帝统治时已为世俗政权控制。在德意志地区,圣职的授职权一直为王权控制。其次,王权还控制着教会对内外的立法。再次,为了防止主教因地产和权势的增长而危害王权,查理以教会法规来束缚教士的生活。
  9~10世纪,教皇国的管理体制被打乱了,各地豪族如堡主、伯爵各自为政,教皇统治权变得有名无实,迫于压力,教皇开始把地产长期租借给他们。
  日耳曼的奥托一世(936~973年在位)即位后,为抑制各大公爵,遂以教会作为国王集权的手段。奥托认为:主教们独身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世袭家族,依靠主教来加强王权没有危险。奥托建立了国家教会制,重要教区的大主教由奥托的直系亲属担任。国王赐给教会大片领地,并把领地内的行政权与司法权授予主教。这种特恩权称为“奥托特权”。国王从教会和寺院的领地上征收直接税,主教出缺时,教区的全部收入归国王所有。961年奥托进军意大利,压服了教皇的反对派。962年,教皇为奥托加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时,皇帝直接任命主教甚至教皇,教会成了帝国政权的一个支柱。亨利三世(1039~1056年)先后废黜3位不听命的教皇,任命其亲戚为教皇。1059年以前的几百年间任职的25位教皇,21位由皇帝指派。教会成了世俗王权的工具,教会陷入世俗生活,腐化现象严重:许多教士娶妻,教职公开买卖,称为“买卖圣职”,甚至连教皇职位也买卖。如此,引起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称克吕尼运动(得名于克吕尼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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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皇革命
  105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三世卒然去世,其子亨利四世年仅6岁,皇后摄政,软弱无力。各大公爵瓜分了皇室的领地,教俗封建主对德意志皇室领地和政治权力的瓜分,大大削弱了皇权的集权统治。教皇尼古拉二世遂于1059年召开宗教会议,颁布了著名的《教皇选举条例》。确立了教皇只能由红衣主教选举产生,世俗君主无权干涉的原则。这是教权摆脱王权和世俗权力的开始。从此红衣主教选举教皇,教皇转而任命红衣主教。
  1073年克吕尼修道院修士希尔得布兰德当选为教皇,未经德皇同意登上教皇宝座,即教皇格列戈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他积极支持克吕尼运动,并于1074年召开宗教会议,谴责圣职买卖,并以买卖圣职罪革除5名德国主教的教籍。由此开始了教皇革命。
  教皇革命,就是罗马教皇企图把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基督教皇帝降至低微的俗人的地位,甚至比层次最低的教士还要不如(《法律与革命》P133)。在此意义上,教皇革命在让国王回归俗人地位的同时,也等于在加速国家的世俗化过程。这场由格列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起的革命,是为神职人员利益而反对王室和权贵控制的革命。
  格列高利七世认为,精神必须支配物质、神权必须支配俗权、地上的人世之城必须听命于天上的上帝之城。这就如同大自然运行中的太阳支配月亮。1075年他宣布“教皇在法律上凌驾于所有基督徒之上;僧侣受教皇统治,但其在法律上凌驾于所有世俗权威之上……教皇有权解除人民对邪恶统治者效忠的誓约,可以废黜皇帝……所有的主教应由教皇指派,并最终应服从于他,而不是世俗权威。”
  1075年12月26日,格列高利七世给皇帝亨利四世写信,希望他心回意转,痛改前非;告诫他如果继续漠视罗马宗教会议的训令,教皇将革除他的教职。信中还要求皇帝和帝国内的所有主教服从罗马教廷。这封著名的信件被后人称为《教皇宣言》。
  1076年1月,亨利四世召开日耳曼主教会议,并于24日回信给教皇,辟头便是:“亨利,上帝神授而非篡取的国王,致信至此不再是教皇而是冒充僧侣的希尔德布兰德。”他控告格列高利七世的种种渎神罪行,并通过决议把格列高利七世驱除出教坛。
  2月23日,教皇下令开除亨利的教籍,解除臣民对皇帝的效忠誓约,解除他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统治权。亨利四世向教皇挑战的行动激怒了绝大多数教徒,人民中的多数支持教皇而摈弃国王。为了反对亨利四世的决议,萨克逊人甚至发动了对皇帝的叛乱。士瓦本和巴伐利亚公爵等在乌尔姆集会,酝酿选举一位新国王。10月16日,不满的诸侯和主教在特里布尔(沃姆斯附近)集会,限期亨利在一年内与教皇谈判恢复教籍,否则不承认他是国王。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为了保住皇位,不得不做出谦卑之状。1077年1月,亨利到教皇驻足的卡诺萨卡诺莎城堡大门口忏悔罪过,身披悔罪衣——破麻毡,赤裸双足,跪在雪地里哀求了三天三夜,宣示自己已悔悟。到第四天才受到教皇的接见,格列高利七世才收回开除教籍和废除王位的决定。德皇的被迫忏悔,在理论上削弱了王权的权威性。
  1077年3月,德国反对派在福尔希海姆集会,另立士瓦本公爵鲁道夫为王。1081年,亨利带兵击毙鲁道夫,乘胜攻入意大利。1084年占领罗马,另立教皇克莱门特三世。格列戈利七世南逃萨莱诺,第二年去世。
  1088年,教皇乌尔班二世上台,联合亨利之子和南德意志诸侯发动起义(1104~1106年)。亨利四世平定起义就死了,由次子继位,称亨利五世(1106~1125年)。经过反复斗争,亨利五世终于与教皇达成妥协,双方于1122年签订沃姆斯宗教和约,和约规定:在德意志,主教在皇帝的监督下由神父会议自由选举产生,皇帝有权在选举出现争议时加以干涉;主教授职时,首先由皇帝授予权标,继由教皇授予象征权力的指环与牧杖;在意大利和勃艮第,皇帝无权干预主教和修道院长的选举,由教会先授给当选者宗教权力,6个月后皇帝再授予世俗权力。可见,皇帝享有对德国教会的一定权力,但在意大利和勃艮第的策封权纯属形式。皇帝与教皇的长期斗争耗尽德国国力,使封建主的独立性增长,皇权衰落。
  霍亨斯陶芬王朝(1138~1254年)的弗里德里希一世统治时期(1152~1190年),与教皇的矛盾又趋尖锐。他不遵守沃姆斯宗教和约,照样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长、截获教会收入。1154年,他首次带兵侵入意大利,逮捕了罗马的统治者阿诺德给教皇,恢复教皇统治。1155年,教皇为他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4年底,他在隆卡利亚平原召开会议,重申德皇有权在意大利占有财产、征收捐税和任命官员。他每年从意大利掠夺的财富值3万镑以上,远远超过他在德国的收入。1158年,弗里德里希第二次侵入意大利,攻陷米兰。1160年他第三次侵入意大利,迫使米兰投降,加以彻底破坏(迁走居民、毁坏房屋、种上庄稼),镇压了北意大利的反抗。1167年,威尼斯、维罗纳、帕多亚、克雷莫纳等城组成伦巴德同盟共同支持米兰,反对弗里德里希。同年,弗里德里希第四次出兵攻陷罗马。1176年5月15日,伦巴德同盟终于在莱尼亚诺击败弗里德里希,击伤其座骑,皇帝仅以身免。
  1177年6月,皇帝在威尼斯签定条约承认教皇的权威、答应归还教产、不再反对教皇和不折不扣地执行沃姆斯和约;承认伦巴底城市的自由。次日,弗里德里希率领大臣们来到威尼斯市政厅门口,恭侯教皇到来。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高级神职人员的簇拥下来到市政厅,皇帝连忙谦卑地迎上去,教皇只是朝他略一点头,就径直走了进去。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走上宝座台阶,大厅顿时安静下来。只见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步一步走近教皇,脱了帽子,撩起皇袍,跪了下去,抱住教皇的双腿,吻起了教皇鞋子上的红宝石十字架,足有一分钟之久。这一年正是“卡诺莎觐见”100周年,德国皇帝重演了100前的故事。
  1183年德皇与伦巴德同盟签订康斯坦茨和约,承认同盟合法,放弃原来的种种特权,仅保留形式上的最高策封权(无权否决),皇帝出巡意大利时同盟应提供粮秣,维修道路桥梁和热情招待等。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赢得完全的独立。
  教皇革命作为西方历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持续了几代人的改革运动,尽管期间出现过暴力冲突,但最终还是通过王权和教权之间的妥协而达成了关键性的制度成果。教皇革命的成果便是促成了教会法的形成、大学的兴起,导致了教俗两界的分离,促进了人的解放。
  3.教会法
  学者们将希腊哲学、罗马法、基督教并称为西方文明的三个源头,这样说也是对的,但是混淆了主次。罗马法、希腊哲学都是因基督教才得以“复兴”,得以发扬光大的。因此,罗马法、希腊哲学只能算是基督教这棵大树上的两个枝干而已。
  当古罗马帝国被蛮族攻陷后,罗马法也同帝国一起陷落了。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在欧洲推行属于基督教世界的法律,这些法律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将一切事物诉诸于基督教精神这唯一的标准。他既没有遵守日耳曼的先例,也没有遵守罗马人的先例。加洛林王朝的皇帝们以《圣经》中的列王和士师的精神,向全体基督教臣民发布法令,将上帝的律法通谕给上帝的臣民。从此,上帝的律法便统治了欧洲。教会法曾长期处于欧洲社会规范的核心地位;而世俗法则分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习惯之中,必须合乎教会法的原则。
  1140年左右,博洛尼亚大学的修道士格拉体安(Gratian)出版了他所编纂的《历代教会法规汇编》,又称《格拉体安教令集》。这部著作的特点是采用当时经院学者中流行的所谓“辩诘”方式,先把各种触犯教会法的情况分类编排,再就每一案件进行法理分析,援引圣经、教皇敕令和宗教会议决议,最后做出结论。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一部法律汇编和法理诠释。它一经问世,便成为各天主教王国适用教会法的主要依据,在天主教会中沿用了500年之久。
  1582年教皇格里哥利十三世编纂的《教会法大全》(CorpusJurisCanonici)。《教会法大全》是中世纪西欧最后一部教会法汇编,它将《格拉体安教令集》及其以后官方教令集汇编在一起,集以往教令集之大成,在中世纪西欧同《查士丁尼国法大全》(《CorpusJunsCiviles》)双峰对立,对各国法律制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成为西欧各国主要法律渊源之一。直至1917年,始为新编《天主教会法典》所取代。
  教会法是西方第一个近代法律体系。1179年颁布实施的“教皇选举法”规定:教皇候选人只要获得枢机主教团(又称红衣主教团)2/3的多数赞成票就可当选。这个选举法一直沿用至今。根据教会法,教皇不得从事与整个教会的“地位”相悖的行为,不得颁布旨在损害教会的特性、一般利益或公共秩序的法律;教皇如果有背弃信仰、挥霍教会财产、通奸、抢劫以及其它严重损害教会声誉的劣迹昭彰的犯罪,那他就要受到审判和废除。英诺森四世(1243~1254)承认:如果教皇的命令包含着有损教会的不公正的内容,便可以不服从。
  12世纪的教会法,已发展出“主教会议”是教会真正主权所在的理论。15世纪,教会掀起了一场“主教会议至上论运动”。在1414年的康斯坦茨公会议上,正式发布了两个革命性的公告,宣布主教特别会议而非教皇,享有对教会内部事务的至高权威。
  中世纪主教会议至上的理论和实践,比英国古典议会的传统更早。但到底主教会议和教皇,谁才是最高的主权者呢?一些教会思想家开始注意到古希腊和亚里士多德的“混合均衡政体”思想。有人提出“教会宪政的最佳形式应该是一种混合形式”。后来教会法提出一个混合的观点:“教皇在主教会议中,权力大于他在主教会议之外”。对比一下几百年后英国宪政所奠定的“国王在议会中”的混合主权原则,几乎就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盗版。“国王在议会中(king in parliament),他的权力大于不在议会中时”。史家写道:教会是一个Rechtsstaat(法治国),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度;并因此推动地方自治的发展。
  15世纪后,教会权力衰落。教会法的管辖范围已缩小到精神领域和个别与信仰有关的世俗领域,但教会法作为一个法律体系存在下来,1917年和1983年两次颁布天主教会法典。
  

snapshot 发表于 5-19-2012 18:12:45

4.教皇革命的意义在于“分权的自觉”
  在格列高利七世前,教皇对各地的主教和修道院长们的控制只及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各国的皇室具有任命本国的各地神职人员的权力,在本国范围内垄断了属灵世界的控制权。这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政教合一体制,不仅导致了世俗统治的绝对权力,而且致使教会系统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导致圣职买卖等教会腐败。
  自格列高利七世改革后,罗马教会从国王手中接过了各地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权,各地教会必须接受罗马教廷的领导,逐渐形成了以罗马教廷为核心的整个西欧教会的单一组织系统。唯有具有统一权威的教会组织,才能有效抗衡王权专制。
  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通过一系列教谕宣布教会独立的原则:
  1)教产是不可分割的,世俗权力无权征用。
  2)教皇权力独立于王权,对属灵事务和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王权对于灵魂及其价值观方面的事务应该持中立立场,无资格指导教徒们的信仰。
  3)国王及其世俗政权无权干预教会事务,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来自教会内部的独立选举(教皇选举),各地神职人员的任命只能来自罗马教廷。
  4)教会具有独立于世俗法律的教会法,所有的神职人员和信徒皆受到教会法的约束。当两种法律发生冲突时,教会法高于世俗法。这一宗教革命所宣示的财产权独立、信仰权独立、司法权独立和人事权独立,促成了僧侣社团的独立意识和自治意识的觉醒。
  5.人的觉醒与解放
  基督教“人人皆为上帝的子民”观念导致奴隶的非人地位的改善。法国著名史学家F.基佐说:“在人民的身上,封建领主的重压是很可怕的。只有僧侣那里得到一点公道和人道待遇。在封建统治体内无一席地位的人,除了教会以外就找不到庇护,除了教会之外也找不到保护人”(《1640年英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P6)。
  教皇认为:如果一个基督徒拥有的奴隶也是一个基督徒,那就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孽。由此,奴隶制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其道义的合法性,而把奴隶作为“人”来对待和释放奴隶,则是一种虔敬和愉悦上帝的行为,理应得到上帝的赞许。
  教皇为与王权的争夺中,以种种优惠来争取民意。在政治上,教皇通过向农奴授予圣职、也通过让农奴自愿参加十字军圣战,为奴隶们提供了解放的机会:凡是被教皇授予圣职和参与圣战的奴隶,皆可获得解放。在经济上,教会在欧洲具有最大份额的土地财产(占欧洲当时的全部土地的25%以上),可以为农奴提供更好的生活及劳作条件,并出面保护从世俗庄园逃到教会庄园的农奴,这就对其它领主施加改善农奴处境的压力。正如伯尔曼所言:“11-12世纪,欧洲的农奴能冒险地逃到为他们提供更好工作条件的其它领主那里。”
  教皇革命唤起了奴隶自身摆脱奴役的意识,所以,中世纪的欧洲各地不断爆发农奴起义。截至13世纪,在教会权力强大的英格兰,农奴已经不复存在了。意大利、法国、德意志、西班牙等国也不断发生农奴起义,逼迫领主们授予农奴以“自由特许权”。
  在基督教的自由观念的感召下,世俗国王也纷纷对臣民做出给予自由的承诺。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世于1315年宣布释放某些王室的农奴时,其言词已很接近代的自由宣言了:“根据自然法,人皆生而自由,但因本王国所保存的伟大时代的惯例和习惯……也可能因为他们前辈的不端行为,我们普通人中的许多人已经陷入奴役的枷锁之中,并处于颇令我们不快的各种状态中,鉴于本王国称作自由人的王国……我们已经命令……应恢复这些受奴役者的自由,对于生而受奴役、长期受奴役和最近由于婚姻和居住或诸如此类而沦为奴役状态的人们,应以良好和方便的条件赋予他们以自由”(《法律与革命》P404)。 
  阿克顿认为,自由的前提是社会中形成彼此抗衡的力量,形成对权力的制衡力量。他说:“自由存在于权力的分立之中,专制主义存在于权力的集中营里”。如果在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只有一种力量占绝对支配地位,就没有办法制衡它。自由的神圣职责就是防止不正当的支配优势的出现,以保护弱者抗衡强者。教会在西欧中世纪的强势存在,造成了宗教势力与世俗政治势力之间的制衡,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既然不存在绝对、唯一的权威,也就不容易产生钳制一切的专制。“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可以在两边躲藏——得罪了世俗政府,可以躲到教会;得罪了教会,可以请求国王的庇护”。教会与政府之间的争夺张力给人们带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不像中国那“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能延颈就戮!
  西欧社会因存在自治的庄园,王权对社会的控制较弱;当王权偏离了它的职能时,就会受到教会、封建领主的多种形式的压力和斗争,促使其回归正道。基督教使西方世界保留了在精神领域自由探索的独立性与可能性,并以道德权威的名义对世俗统治者进行监督。例如:早期西方国家的大学大多是由教会创办的,国王不能染指大学事务,不能干预学者的研究。从而使大学不受世俗权力的压制,获得了思想独立与自由。
  第55节
  宗教改革导致民主产生
  1.宗教改革的发起
  13世纪下半叶,西欧各国民族主义高涨,英法两国开始向教士征税,遭到了教皇的谴责。法王腓力四世(1285-1314)的朋友、巴黎大学的校长马塞流写了《和平保卫者》,主张教会的最高权威属于基督徒代表大会,而不属于教皇,指责“教皇是破坏和平的元凶”。腓力四世授予该校长以“法律骑士”的称号。为了支付战争费用,腓力四世向素来享有免税特权的法国神职人员征税。1296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下了一道敕令,申明没有教皇特许,国王不得向教士征税,教士也不得向国王交税。腓力四世立即通令全国:未经国王允许,不得把金银、货币、武器、马匹等输往国外。禁止这些物品出口,就是禁止法国的诸侯、教士向教皇纳贡。1301年腓力四世拟订了一个限制教皇权力的条例,受到了法国巴米叶地区的大主教指责。腓力四世逮捕、杀害了抗命的主教和教皇特使。面对腓力四世的挑战,教皇一连发出三道通谕,指责腓力四世在教会问题上犯有严重罪行,声明大主教只能接受教廷审判,宣布取消以前的财政上的让步。腓力四世则当众烧毁了教皇的通谕,宣告他的子孙后代,除了上帝,永远不会服从任何外来权力。1302年在高贵华丽的巴黎圣母院,腓力四世召开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贵族、教士和市民三个等级的会议,巧妙地利用小贵族和市民的反教会情绪,压制教士服从国王。三个等级分别写信给教皇,申明国王只服从上帝,教皇不得干涉法国的内政。面对王权的威胁,卜尼法斯八世颁布了一道教谕,宣称人欲得救,必须服从教皇,并开除了腓力四世的教籍。腓力四世以国王的名义在法国审判教皇,并派军队赴罗马传讯教皇。1303年9月,卜尼法斯八世被法军逮捕,被殴打而死。1305年腓力四世授意法国波尔多大主教任教皇,即克莱门特五世。新教皇长期滞留法国,1309年教廷被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史称“阿维农之囚”,1377年教廷才迁回到罗马,“阿维农之囚”结束。
  1378年法籍占多数的枢机主教团对新任教皇不满,回到阿维农,另选了教皇。这形成了两个教皇、两个教廷相互对立、相互谩骂、相互开除教籍的局面。1409年比萨宗教会议决定废除两个并立的教皇,另选出教皇。由于原来的两个教皇不退位,结果导致了三个教皇鼎立的局面。1414年德国皇帝迫使三个教皇同时退位,这才结束了近40年的教会大分裂。
  英国国王反抗教皇最有力的表达是颁布一系列的反教皇法令。1366年国会彻底解决了英王约翰1213年臣服于教皇、把英国变为教廷属国的难题。英王还支持直接反教权运动。牛津大学神学教授威克利夫(1324-1383)谴责教皇对财富的贪欲,主张教会应由世俗君主统治,王权高于教权。这些论述迎合了国王贵族掠夺教会财产的需要,也得到了许多平民的欢迎。受到了国王的保护。1374年,他反对教皇向英国收税,支持英国国王没收教会财产。在威克利夫的影响下,主张人人平等的下层教士诱发了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起义被镇压后,1382年他被官方软禁,1414年被掘墓焚尸<英国宗教改革参考英国宪政革命一节>。
  在威克利夫影响下,布拉格大学的校长胡斯(1369~1415)宣称教会是基督徒的总体,神职人员不具有特权,主张平信徒与神职人员有同等的权利。他主张没收教会的财产,取消教会特权,赶走德国封建主和教士。在他的领导下,捷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1414年,为了结束教会分裂的局面,在帝国南部的康士坦茨召开宗教会议。应召出席会议的胡司,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但因为希望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捍卫自己的学说,还是毅然前往。当他到达会议所在地康士坦茨后,立即被捕入狱。1415年,胡司被宣判为异端,处以火刑。在火刑场上,胡司拒绝了忏悔,并向群众发表演说,英勇就义。1419年 7月捷克南方的塔波尔城聚集了 4万多农民,他们高举手中的利剑,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保卫上帝的正义!”“为胡司报仇!”震惊欧洲的胡司战争爆发了。不几天,捷克首都布拉格也爆发了市民起义。1421年召开国会,废黜了捷克国王,组织了20人的临时政府,独立出了神圣罗马帝国。这时,胡司运动开始分裂。圣杯派单独和教皇、国王议和,反对塔波尔派。1432年,发生了里旁战役,是圣杯派和塔波尔派决战。1434年5月塔波尔派失败,胡司战争结束。1436年德国皇帝承认胡斯教会的独立自主权。后来捷克因为选举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查尔斯五世(Charles V1519-1556)为捷克国王,所以成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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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1483~1546)是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1505年进入修道院为隐修士,其后领受神父职位,逐渐形成了“因信称义”的神学观念,即:人能摆脱罪的束缚而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根本不在善行功德如何,而在于人对上帝的虔诚信仰。
  1517年以萨克森选帝侯为首的一批诸侯抵制教皇出售赎罪券,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维登堡教堂大门上张贴了《95条论纲》,批评教廷。1519年6月27日,他在莱比锡大学礼堂的神学辩论中公开否认教皇至上权威,称教皇并非教会所必需;教皇无权干涉世俗政权,为胡斯翻案。1521年德皇要求路德悔改,路德在部分诸侯的支持下毫不让步。路德把圣经译成德文。路德教有三大观点:因信称义,信徒皆祭司,惟独圣经。
  德国再洗礼派领袖、神父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反对路德的“惟独圣经”的观点,宣称上帝的道不是一堆死文字,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启示,人人皆可通过接受神道而成为神, 基督徒的使命是在现实世界中建立神的王国。其思想导致了1524~1525年德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农民起义,闵采尔在失败后被处死。
  在1525 年的农民暴动中,路德劝告王公们采取最残酷的措施来对付这些“疯狗”。路德说:这个世界的王公是诸神,普通百姓是撒旦,……我宁愿容忍王公做错事,也不愿看到百姓做好事。世俗王国不是撒但的城,而是实现上帝公义的工具,即用刀和公义统治恶人,维护创造秩序的上帝的左手王国;教会是按神的话语治理的,是实现爱的旨意的上帝右手王国。所以,我们要顺从世俗权力。对于任何一个要成为基督徒的人来说,把自己置于反对政府的地位,都是绝对不合适的。服从并伺奉所有作为我们的人,没有比这更好的德行了。
  路德将有形的教会置于敬神的君主统治之下。但这并不意味国王变成了牧师,也不是说国王有权就宗教问题发号施令。君主有责任虔敬地行使上帝授予的权力,“必须真心真意”地服务于他的臣民:“急臣民之所急,想臣民之所想,把臣民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绝不能超越其权限,尤其要避免“强迫人们信这信那”。因为,此类“秘密的、精神的、隐私的事情”决不在他们的权限范围内。君主的职责是缔造永久的和平。
  1529年德国帝国会议重申了1521年禁止宗教改革的皇帝禁令,并要求归还教产,恢复教会制度。主张改革的诸侯联名抗议这个决议,因而被称为“抗议者”,因此,新教被称为抗议宗(the Protest church又译为抗罗宗)。
  1552年新教诸侯打败了皇帝的军队;1555年双方缔结《奥格斯堡和约》规定“教随国定”,承认路德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享有同等权力。此后,新旧教矛盾愈演愈烈。
  1618年捷克(当时属德国)国王禁止新教徒集会,称新教徒是暴民。于是,捷克人民开始起义,引发在德国境内的30年国际大混战。不应把30年战争责任归于宗教本身。新教、旧教不过是战争的借口而已,参战各方的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地盘。30年战争的中后期,参与进来的法国是个天主教即旧教国家,它却帮助德国新教诸侯。1648年,战争终止于《威斯特发利亚和约》,新教的平等权利被最终承认。这和约,是现代国际法的开端!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深了德意志境内的分裂局面。当时的德意志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360多个独立邦国,以及4万个世俗领地和4万个教会领地。威斯特伐利亚面积仅1200平方英里,却存在着52个邦国。领地如此狭小,使邦君不敢轻易进行军事演习,害怕稍不留神炮弹掉入邻邦而引出祸端。有利于人权意识的生长或传播。
  恩格斯指出:“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蜕化了,把德国引向了灭亡;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整整一个世代里,德意志到处是焚烧、抢掠、强奸、屠杀……当和平到来时,德国已经不可救药了……最可怜的,当然是农民们”。捷克居民在战前300万,战争结束时只有78万。奥格斯堡战前8万人,战后只有1.2万人。据估计,在这场战争中,德国人死了1/3。农奴制又成为普遍的现象。与此同时,中国进入了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中长大半个世纪,死的人更多,死了80%的人口。

  3.加尔文宗教改革
  1519年苏黎世议会禁止教皇在本州岛岛岛岛出售赎罪券。1522年,茨温利(1484-1531)在苏黎世改革教会,教徒选举牧师,教区的监督权归政府掌握。他突出廉洁教会,允许神职人员结婚,简化礼拜仪式。他宣称:上帝的救恩先于信仰,人的信仰来自于圣经,信仰是内心与上帝合一。茨温利企图用武力推行新教引发了瑞士内战,1531年茨温利在内战中阵亡。
  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法国人。1535年为躲避法国政府的迫害,逃到瑞士巴塞尔城,次年发表《基督教要义》,该书被称为是“决定历史进程并改变欧洲面目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他提出了“得救预定论”,即:人因原罪无以自拔,拯救只能来自神的义。人之称义必需经过信仰上帝和基督,称义的内涵是上帝施于人的救恩。上帝选择一部分人为施恩对象,这部分人称为选民,否则就是弃民。选民与弃民的标志就是各人在事业上的成败。
  1536年加尔文应邀前往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他制定《教会信条》,强迫市民宣誓奉行。1538年加尔文被日内瓦保守派驱逐出境。1541年改革派获胜,加尔文又被请回日内瓦。
  他主张教会与国家应是相互协作的关系,不同意路德的两元论式的区分。在他看来,官员与教职人员同属圣职人员,教会的政策由他们共同策划厘订。市议会人员每星期聚集一次。聚会的开始先是查考圣经,然后才商议各种事项,包括委任每个查经班的教员。加尔文希望市政府协助推行教会事务,当教会法庭裁定某个人有罪后,便转交市政府执法惩处。
  加尔文以圣经来管治人民,纪律森严。教会法庭制订银行利率、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规定禁食时间,甚至禁止用圣经以外的名字为孩子起名。即使在家里举行私人聚会,也得遵守政府和教会的法令。玩纸牌、赌博和饮酒等娱乐在禁止之列,凡玩纸牌者会被纸牌造的枷锁枷示众:甚至新娘在出嫁时衣着过分豪奢,也可能会被捕。加尔文曾企图用火将妓女烧死,遭市议会反对而罢。1558年,市议会通过凡第二次触犯卖淫罪的,须戴帽游街。加尔文将所有酒馆改为咖啡店,严禁客人在店内说下流话,粗鄙的音乐被禁止。他鼓励发展工商实业,提倡清心寡欲,禁止浪费;同时宣布从政、经商、与任教皆授命于上帝。
  1555年,加尔文创建日内瓦学院,该院成为加尔文教的学术中心。
  加尔文神学的几大神学命题是:

    1)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圣经作为至高无上的客观标准,为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提供了绝对的超验的准则。
  2)圣约神学。上帝与人之间是约的关系。人或是守约者,或是违约者。遵行上帝的约就蒙祝福,违背上帝的约就会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约的关系。加尔文神学所提倡的这种圣约神学乃是社会契约论的发端。当然,卢梭所主张的“社会契约”不过是建立在他个人假想的基础上,最多是一种“法律虚拟”(legal fiction)。若是把社会的次序和个人的责任建立在这种虚拟的基础上,无疑缺乏稳定的根基。
  3)上帝主权。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唯独他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这就破除了罪人试图声称享有绝对权力的一切梦想;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所以他也是最高的赐律者,而且他的律法是让人“享福”、“得福”的,是让人得自由的,这就奠定了法治的根基。
  亚伯拉罕.凯伯尔是位著名的神学家,曾担任过荷兰首相。他说:“加尔文神学反对全能国家的概念,反对在现存法律之外没有任何权利的主张……加尔文神学构建了一个大坝,拦阻了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洪流的泛滥,它所靠的既不是诉诸通常的暴力,也不是诉诸人性伟大的幻象,而是把社会生活的自由和权利都归诸上帝的绝对主权,所有政府的权威都是由此发源。” 国家的目的是执行神的律法,国家要对神负责。如果法律仅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没有法律可以制裁纳粹政权。即使在法律领域,最终发言权不属于凯撒,而属于上帝。
  4)上帝形像。唯独个人有上帝的形像,不管是家庭,还是教会、国家,都没有上帝的形像,而上帝最终的审判也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所以,家庭、教会和国家,都当在各自的范围内以个体的人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根据这一教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享有“天赋人权”和尊严。
  5)人的罪性。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那里堕落了。宗教改革者对人本身不抱有任何幻想。人是全然堕落的罪人,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监督和制衡;不能把绝对的权力交给任何人。
  6)唯独基督。罪人唯独在基督里蒙恩得救,基督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上帝,是全人类与上帝和好的唯一中保。如此就破除了一切个人、家庭、教会和国家试图担任救世主的梦呓。不管是个人、家庭、教会,还是国家,都不能扮演救世主角色,只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仆人作用。上帝从来没有赐给任何人绝对的权柄,不管是个人,还是教会、国家,当其声称自己拥有任何人都不能干预的绝对权力的时候,就已处于疯狂的边缘了。
  加尔文主张由选举产生的长老与牧师共同管理教会;长老与牧师又是议会议员,负责立法监督市民生活。他的教派被称为“长老宗”。加尔文教会是按照民主的程序,经过民主的选举,才得以组成的。既然教会是民主共和的,那么人间的王国也必须民主化、共和化。
  加尔文派共和理念表现为圣约性宪政。圣约性宪政就是以圣经中所启示的圣约为基础,建立以荣耀上帝为根本的立宪政体。圣约性宪政的核心是:上帝至上、约法为度、权力制衡、有限政府。其民主共和理念有四项原则:1.人民的意志是统治者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2.权力最好是由人民透过选举交给统治者,每个成年人都可以行使这个选举权;3.在教会行政上,牧师与平信徒彼此平等,互相合作,权柄相同;4.教会与政府间不宜彼此联盟。
  18世纪的日内瓦(卢梭的故乡)人口不足24000人,散居在30个左右的村落,但它却拥有自己的主权,是欧洲最富庶的城邦。日内瓦不承认世袭地位,选举官员时一律平等,没有家族和财富的等级限制,官员也不领取报酬。在这一袖珍国家,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幸福。
  苏格兰历史学家甘宁汉(William Cunningham,1805~1861)说:“在所有的宗教改革领袖中,从其才能和具有的影响,以及坚固、传播真理方面看,约翰.加尔文是最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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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法国的宗教斗争
  法国的宗教改革在两派残杀中展开。1534年,骂天主教的海报贴到了国王的卧室外,国王下令镇压改革派。加尔文在此时逃离法国。在加尔文改革成功后,法国南部出现了加尔文教会。1559年法国加尔文宗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组成新教教会,他们被称为胡格诺派。1561年,全法国已有1/4的人信奉加尔文主义。
  1540年,法王成立宗教裁判所,仅1547-1550年被判罪就有500人,其中60人被处死。1562年,王室被迫颁布敕令,规定胡格诺教徒拥有公民权和在城堡外的城镇举行礼拜的权利。天主教集团却不能容忍,1562年3月大贵族弗郎索瓦公爵率领人马路经瓦西镇时,对正在做礼拜的胡格诺教徒发起袭击,导致200余人伤亡。由此导致了30多年的宗教战争,共进行了九次内战。1572年8月23日,有2000多胡格诺教徒在巴黎被杀。教会历史家沙夫的估计这一天全法国被杀的胡格诺教徒达3万人,无数胡格诺信徒逃往他国。
  1573年法国南部与西部胡格诺派自立为共和国。胡格诺派作家、巴黎大学的罗马法教授弗朗西斯.浩特曼在《法兰西-高卢》中说:国王是选举产生的,他的权力受国会所限制;国王的世袭继承不过是新近才形成的习惯,靠的是人民的默许。
  胡格诺派认为:国王是人类社会设立的、为人类社会服务的,其权力是有限的。人民有反抗暴君的权利。1579年,胡格诺派作家用笔名斯蒂芬.J.布鲁塔写了《为反对暴君的自由而辩护》一书。该书分4个部分,每部分意在回答当时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1)如果国王的敕令违反了上帝的法律,臣民也必须服从吗?2)反抗企图废除上帝法律或蹂躏教会的国王是否合法?若发生这种情况,反抗谁?怎样反抗?反抗到何种程度?3)国王若摧毁国家,反抗到什么程度才算合法?反抗谁?怎样反抗?以什么权利反抗?4)邻国能否合法地援助另一国的人民?当这些臣民因为信仰而身罹苦难,或受到公开的暴政压迫,邻国是否有义务伸出援助之手?作者以社会契约论论述了民众反抗暴君的权利。
  布鲁塔认为:国家是以人民为一方、国王为另一方订立契约而组成的,人民和国王都有遵守契约的义务。国王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造就了国王,把王权交到他的手中,而且人民通过普选而认同种种选择”。国王们必须记住,他们与别人同出一个模子,在人民的呼唤之下从大地上提升到高位的,他们是“站在人民的肩膀上取得王位的”,他们应该“挑起人民共同福利的重担”。因此,王位的世袭是没有法理依据的。上帝和人民是国王的上司,国王有义务为他们服务。国王必须无条件地履行义务,若他不这样做,契约便归于无效。他发出了“人民高于君王”的振聋发聩的呼声。
  布鲁塔认为:“法律是来自上天的神赐之物,是为完美地治理人类社会服务的”,所以国王必须服从法律,根据法律进行公正的统治。“法律是好君王的灵魂,它赋予他动力、意义和生命。君王是个机体,……遵从灵魂比遵从机体更为合理。法律乃众贤哲之智慧,……要比单独一个人看得更清楚。遵守法律要比遵守一个人的意见好得多。法律本身就是理性和智慧,它不受一切纷乱的干扰,也不为情绪、野心、仇恨或人事的亲疏所动摇。”法律出自于人民而非出自于国王;所以,法律只有得到人民代表的同意才能加以更改。
  布鲁塔强调人民有反抗暴君的权利。这种权利首先来自于自然法,因为自然法教导人民保存自己的生命和自由,反抗一切伤害和暴力压迫;而暴君恰恰践踏了自然法所保护的人民的天然权利。其次,反抗权也是各种民法实质所规定的。任何人违反法律,人民有权抵抗。“自然法、国家法、民法要求我们拿起武器反抗暴君,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劝说我们不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一种对强权的誓言、契约和义务(无论是公共和私人的)可正当的限制我们;由此可见,最一般的个人都可抵抗或合法地反对这种侵害人或暴君。”布鲁塔指出:对暴力篡权的暴君,任何人都可以反抗或杀掉他;对原本合法而后来腐化堕落的暴君,反抗的权利属于全体人民,由人民的代表来领导反抗。该书在英国和其它地方多次再版,影响深远。
  1579年旅居法国的苏格兰学者乔治.布坎兰出版了他的《论苏格兰的统治法律》,他主张诛杀暴君,无须人民代表和底层官员的领导,人民就可以自动起义反抗暴政。
  1581年法国国会在《出亡法》中声明:全人类都知道,国王是由上帝任命来爱抚他的臣民的。当一个国王不履行保护者的职责,压迫臣民,践踏自古以来的自由,他就被视为是暴君而不是国王。因此,各个阶级可以合法地合理地废黜他。
  1593年宗教战争结束。1598年法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规定天主教为国教,同时允许信仰自由,新教与天主教权利平等,并允许新教徒出任公职等。“南特敕令”是基督教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1625年,胡格诺派的贵族联络英国,在拉罗舍尔举兵叛乱,1628年叛乱被平定。1629年允许胡格诺派信仰自由,其政治军事特权被剥夺。
  胡格诺教派在法国约有100万人,大都属于工业家、金融家和能工巧匠阶层。路易十四下令新教的教育机构禁止传播新教教义,鼓励军队和天主教僧侣毁坏胡格诺教徒的教堂,强迫新教徒皈依旧教。最后,路易十四在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逃离法国的新教徒有20多万,加上被杀和被判苦役,受害人高达1百多万,导致胡格诺派被灭。法国因此而损失了大量技术人员,流失了巨额资金,也导致信奉新教的国家联合起来与法国对抗。胡格诺派是法国国民中最坚强、最有德性的一群人;他们被灭,代表法国最后一道抵御邪恶的防线也消失了。1789年由信奉新教的工商阶层点燃的革命烈火,不但烧毁了一个罪恶的王朝,同时将代表法兰西的良知和理性的丹东、马拉也一起烧死了;天主教会也被取缔。
  5.近代民主国家的诞生
  1441年勃艮第领主统治了大部分尼德兰(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及法国的北部)。1477年,最后一位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去世,半年后女儿玛丽嫁给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神圣罗马帝国后来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1496年他们的儿子娶西班牙公主让娜,嗣子即后来一身而任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1516~1556年在位)和德意志帝国皇帝的查理五世。尼德兰从1516年起就成为西班牙的属地,西班牙国库每年总收入约500万佛罗林的1/2来自于尼德兰。1534~1535年荷兰等地的再洗礼派起义,1539~1940年根特城爆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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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火种 发表于 5-21-2012 20:15:40

 

 2004年“7.4”美国国庆日,布什总统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 ...
snapshot 发表于 5-19 18:08 http://www.jmzc.org/bbs/images/common/back.gif

布什总统的这段话确实很给力,我在8年前就读到了,很是激动人心。但是这段话最早的出处是什么呢?还是民主人士的冒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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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完整版本: 基督教把王权关进笼子 来源: 李晓岩的日志